收到移動大數據排查短信?通過手機話費調查對貧困生資格進行再認定，話費超标的貧困生或将面臨“降級”或“摘帽”的處理5月7日，《中國教育報》報道了江蘇大學這一做法，報道後引發了社會熱議，理解、支持、點贊的聲音很多，同時，也有些質疑和批評：100元、150元的月消費标準如何界定？話費識别是否會失真和誤傷？有沒有“一刀切”的嫌疑？這種方法甄别“貧困生”，靠譜嗎？ ，接下來我們就來聊聊關于收到移動大數據排查短信?以下内容大家不妨參考一二希望能幫到您!

收到移動大數據排查短信

通過手機話費調查對貧困生資格進行再認定，話費超标的貧困生或将面臨“降級”或“摘帽”的處理。5月7日，《中國教育報》報道了江蘇大學這一做法，報道後引發了社會熱議，理解、支持、點贊的聲音很多，同時，也有些質疑和批評：100元、150元的月消費标準如何界定？話費識别是否會失真和誤傷？有沒有“一刀切”的嫌疑？這種方法甄别“貧困生”，靠譜嗎？

校方：話費調查絕不是唯一标準

記者從江蘇大學了解到，手機話費調查僅僅是貧困生資格再認定工作的第一步，是否降低等級、取消資格都是在話費調查基礎上，貧困生所在學院經個别約談、走訪師生等具體調查後才确認、公布的。

據江蘇大學學工處資助科介紹，2015年10月、11月話費調查顯示，手機月消費超過150元的貧困生人數為64人，在100-150元消費區間的貧困生人數為289人。經過細緻全面的調查後，最終公布的結果中隻有21人取消貧困生資格，32人從家庭經濟特殊困難降級為一般困難。

“隻要學生能夠提供相關情況說明，經輔導員調查證實，手機話費高的學生受助資格并不會受到影響。”該校學工處資助科工作人員表示，根據學生提供的情況說明來看，投身創業、社會兼職、社團工作、家庭變故、與家庭套餐綁定都是導緻貧困生話費達百元以上的主要原因。

至于為何選擇對10月、11月的話費進行調查，這個樣本具不具有代表性？學校表示選擇在春季或秋季學期的中段進行話費調查主要是考慮到寒暑假、新生入學、學期末離校實習等因素，這段時間可以相對客觀全面地反映大學生穩定的話費消費情況。

“作為輔助手段，話費調查隻是學校貧困生識别工作衆多方法中的一種，并不是唯一标準。”江蘇大學副校長李洪波介紹，從2013年開始，江蘇大學嘗試探索在再認定工作中增加手機話費調查這個環節。“三年來話費調查工作實施順暢，對學生情況有了更加詳細的了解，對有弄虛作假想法的學生也産生了一定的震懾作用。”李洪波強調，作為大學生日常消費的重要組成部分，手機話費消費提供了一種甄别信号，對貧困生超百元的話費消費，學校充分考慮到了學生群體的個體差異，都是在基于事實調查的基礎上進行一一甄别。

“依靠一些手段和方式對貧困生資格進行識别、再認定，是為了讓國家、學校、社會資助真正落到有需要的學生身上，有效保證學生資助工作的公平、公正。”李洪波說。

學生：手機消費其實是一面鏡子

大學生的日常手機消費到底是什麼樣？江蘇大學提供的統計數據顯示，4463名貧困生手機話費月平均值為63.9元。據揚州大學商學院學生虞雀介紹，2015年5月她對南京、揚州等地高校500名大學生進行了問卷抽樣調查，結果顯示，每月消費金額在60-100元之間的學生人數所占比例最高，為49.7%；30-60元之間的人數比例其次，為32.2%；100元以上的高消費人數比例較少，為12.3%；30元以下的低消費人數比例最少，為5.8%。

據中國移動江蘇大學營業廳工作人員介紹，40元和60元套餐最受大學生歡迎。土木工程與力學學院大三學生董乾坤選擇了60元的套餐，“和家人、同學主要通過微信聯系，通話費用不多，花費主要在流量上”。雖然在學校社團擔任學生幹部，日常聯系多，但手機話費都是控制在70元以内。身為貧困生，董乾坤也接受了話費調查，他個人覺得很坦然。他認為，話費是比較可靠的數據，也容易收集，對貧困生身份的有效識别需要一定的技術手段和衡量标準，同時要發揮“人為”因素，像整天和學生打交道的輔導員可以發揮很大的作用。

王陽陽是材料學院學生，作為一般困難貧困生，他的手機月消費額都在200元以上，因為他正處于創業初期，所以需要經常在南京、上海各地出差。提交自己的消費清單後，王陽陽并不擔心自己會“受處理”，“我的手機消費超标有正當原因，完全可以和老師解釋。”經學院調查核實後并沒有取消他的貧困生資格。

“話費調查不是對貧困生消費的指手畫腳，而是一種警醒和震懾。”王陽陽說：“部分學生異地戀每天打長途電話煲電話粥，還有些學生上網太多，一不小心手機費就會有一兩百元。大學生是純粹的消費者，需要加強自律意識，從實際情況出發合理地規劃自己的消費，而這些特殊情況都需要老師一個個去詳細了解，才能更加公平公正。”

專家：高校貧困生認定的有益嘗試

在江蘇大學此次貧困生話費調查受到熱議的背後，既反映出社會對大學貧困生群體的熱切關注，同時也折射出高校在貧困生資助工作方面的困境和探索。

其中，貧困生的認定對每所高校來說都是共同的難題。近年來，很多高校在這方面作了一些探索，像南京理工大學啟動的“暖心飯卡”項目、華中農業大學對貧困生食堂消費記錄調查等。這些學校推出的有關貧困生識别的嘗試和探索，都引發了社會的熱議，有叫好聲也不乏喝倒彩者。

南京理工大學學生工作處學生資助中心主任周威就表示，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的認定是一項複雜、困難的工作，任何一所高校都不可能隻從一個緯度出發簡單、武斷地判定學生是否貧困，而是結合學生表現、同學評議、家庭情況、突發因素等多種因素綜合考慮。“隻關注取消、降級的數據和結果，其實是對高校貧困生資助工作的誤讀。通過飯卡消費、生活消費、手機消費等調查，學校可以全面深入地了解貧困生狀況，最終受益的還是真正貧困的學生群體。”

“從資助政策實施的角度來看，在當前開展話費調查、人工核實相結合的做法有效識别貧困生，這樣的嘗試是有價值的。”江蘇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王佳佳提出，“互聯網 ”時代大數據調查分析為貧困生資助工作提供了便利，但在數據使用上還需引入多重指标體系，多個環節綜合認定，逐步探索符合中國國情、更科學的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認定方式。

“社會的廣泛關注和議論充分說明，高校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認定方式還需更加科學化。”作為分管學生工作的副校長李洪波對貧困生資助工作也頗有研究，“美國、英國等西方一些發達國家信用體系健全、稅務系統完善，高校可以暢通快捷地掌握學生的家庭信息、父母收入、資産狀況、學生收入等最權威資料，學生資助有一套完整細緻的經濟狀況評定體系。”而在我國，由于地區發展差異、學生家庭信息情況缺乏權威數據等多重因素，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資助資源的有效配置。

“大學的主要任務是育人，貧困生資助工作不能簡單聚焦于經濟幫扶上。”李洪波表示，江蘇大學一直倡導資助工作要有“四個結合”，即資助工作與思想政治教育相結合、與勵志教育相結合、與素質教育相結合、與就業相結合。“幫助學生不因為家庭經濟困難而辍學的同時，我們也密切關注每個貧困生的成長成才。”（通訊員 明平 吳奕）

《中國教育報》2016年5月23日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