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後，國際體系的變化并不是真正走向和平，而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與蘇聯等國家對抗。因為西方國家認為，蘇聯是最大威脅。為了徹底打壓蘇聯，1949年4月4日，美國組織加拿大、英國、法國、意大利、荷蘭、比利時、盧森堡、丹麥、挪威、冰島、葡萄牙在華盛頓簽署了《北大西洋公約》。1955年，蘇聯也不甘示弱，蘇、東德、波、阿、捷、匈、羅、保八國在華沙簽《華約條約》，于是對抗北約的體系建立起來。

華約組織建立後，冷戰體系對立化就開始了。華約組織的宗旨是：“如果在歐洲發生了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對一個或幾個締約國的進攻，每一締約國應根據聯合國憲章第五十一條行使單獨或集體自衛的權利，個别地或通過同其他締約國的協議，以一切它認為必要的方式，包括使用武裝部隊，立即對遭受這種進攻的某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給予援助”。但華約組織“壽命”很短，隻存在36年，蘇聯解體後也自行解體。北約組織至今還存在，為何華約組織突然瓦解？

華約組織名義是與蘇聯相同體制的歐洲國家組成，實際上是蘇聯應對美國等西方國家而組成的一個聯盟。整個華約組織國家成員都要聽命于蘇聯，特别是勃列日涅夫上台後推行所謂的“勃列日涅夫主義”，不斷壓制脅迫華約成員國，在勃列日涅夫執政時期，蘇聯俨然成為華約組織成員國的“家長”。

1965年至1968年，勃列日涅夫參加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捷克斯洛伐克、東德、保加利亞等華約國家會議時，不斷重複一句話：“……鞏固作為全世界一切革命力量和解放力量的堡壘的第一個各國大家庭”，既然勃列日涅夫把華約組織說成“大家庭”，他就成了這個“大家庭”的家長，他對華約組織每個成員國的建設都會指手畫腳，甚至派兵幹預别國的内政，對于不聽話的國家，蘇聯也會進行打壓。

1968年，阿爾巴尼亞因不堪忍受勃列日涅夫的“家長式”做法，率先退出了華約體系。蘇聯對于各個華約體系成員國内部問題一味打壓，卻看到不到存在的隐患。

在勃列日涅夫眼裡，各個華約國家的體系要與蘇聯整齊劃一。但華約組織是由俄、德、波蘭語、捷克語四種語言體系組成的國家，各個國家發展肯定不均衡，要想實現“齊步走”根本不可能，但在勃列日涅夫的壓制下，華約國不得不按蘇聯的模式進行治理。

華約組織組織建立了政治協商和外交委員會，但都是蘇聯領導人說了算，華約國家對内與對外的口徑都由蘇聯人說了算。特别是華約組織的國防部長委員會主席由蘇聯國防部長擔任，而華約聯合司令部總司令由蘇聯元帥擔任，蘇聯還向各成員國派駐觀察員和顧問，實現了真正“大家庭”式家長式管理。

華約組織建立時，有8個成員國，領土是2342平公公裡，總人口是三億多人。而北約有15個成員國，領土有2217公平是，總人口超過五億。因此華約組織從建立之初，經濟就落後于北約成員國，那時北約經濟生産總值是華約的三倍。

對于經濟上的落後，勃列日涅夫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就在法、意、聯邦德國、比利時等6國要組建“歐洲共同體”時，勃列日涅夫甚至提出了“社會主義共同體”，但勃列日涅夫推行的“社會主義共同體”主要是以軍事為主。蘇聯在斯氏領導時就注重發展重工業，但實際是優先發展軍事工業。

勃列日涅夫曾在布達佩斯向匈牙利人宣布：“我們把全面加強……國家的集體防務看成是自己的一一項極為重要的任務。”鮮明的提出了華約國家發展工業的中心還是軍事，實際上使各個華約組織成員國的經濟都要以軍事工業為主。表面上看，以蘇聯為主的華約組織成員國在武器裝備競賽上與美國等北約國家并不落後，但實際上削弱了各國經濟發展基礎，使國家經濟在軍事工業發展的“紅火”假象下，被北約國家越抛越遠。

無論勃列日涅夫實行“家長式”管理，還是蘇聯在華約組織大力推行軍事工業，其實都是“勃列日涅夫主義”的一部分，而勃列日涅夫推行的“社會主義國家共同體”實際上就是蘇聯在華約國家推行的“一體化”體制，要求各個華約國家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及意識形态上，都要與蘇聯成為一體化的實體。

對于“一體化”，勃列日涅夫甚至自豪的說過：“生産力發展水平越高，越需要不僅在國内，而且在國際範圍内改善分工、生産的專業化和協作，……這些做法我們進行得不壞，經濟互助委員會積累了大量的有益經驗。”他說的“國際”實際上就是蘇聯，而蘇聯推行一體化，能更好利用各國的資源與生産力，為蘇聯與美國争霸提供便利，但勃列日涅夫卻看不到危機。

“一體化”模式實際是一種天真而愚蠢的做法，因為各個華約國家發展不均衡，根本無法推行下去。就是一個國家也有發展不平衡的地區，在“一體化”上要結合實際推行，更不要說以主權國家的聯盟了。

對于勃列日涅夫推行的“一體化”模式，早就有人看透本質，捷克前領導人哥特瓦爾德曾說過：“不是要照搬蘇聯模式……，我們傳統不同于蘇聯，我走在莫斯科大街上鞋跟掉了，卻找不到修鞋匠，因為蘇聯把大批手工業者消滅了……，我們為什麼要消滅小手工業者呢？”

對于這種不同的聲音，蘇聯絕對不允許存在，蘇聯對東歐國家出現離心傾向的國家會進行無情的打壓。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就是勃列日涅夫推行“一體化”受挫的一個重要标志。

1968年，杜布切克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就是想擺脫蘇聯的控制，但最後勃列日涅夫聯合其他華約國家出兵鎮壓了這次改革，導緻“布拉格之春”，為蘇東劇變埋下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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