衆所周知，諾貝爾獎是世界公認含金量非常高的一個獎項，從創立之初，很多科學界的專家學者，都以得到這個獎為榮，但是目前來說，我國獲得這個獎項的人還是太少了。每到諾貝爾獎開獎季，都是國人酸酸的時候，雖然偶爾會有中國人或者華裔獲獎，但相對于西方大國，連個零頭都比不上，甚至比起我們的鄰國——日本，也是相差甚遠。

截至到2020年10月12日，美國共獲得388人次諾貝爾獎，英國134人次，德國109人次，法國70人次，瑞典31人次，日本則是27人次。不得不說，日本是除歐美諸國之外，諾貝爾獎獲獎人數最多的國家，在亞洲國家中一騎絕塵，在全世界國家中也占到了第六名。

可要知道，日本作為一個高度發達的國家，世界第三大經濟體，自1901年第一屆諾貝獎頒發到2001年3月份，這整整一百年時間裡，日本曆史上僅有9人獲得諾貝爾獎，顯然這與日本确立的“技術立國”戰略不相符合。為此，就在2001年3月，日本政府出台了“第二個科學技術基本計劃”，該計劃雄心勃勃地表示：日本要在“50年要拿30個諾貝爾獎”。

此消息一經報道，便在科學界引起軒然大波，很多人都認為日本人在吹牛，國外主流媒體更是多以“日本政府口出狂言：50年要拿30個諾貝爾獎”為标題，表達了對日本政府這一諾獎計劃的質疑。不僅如此，就連當時日本國内輿論也一緻認為該計劃不可能，包括日本科學家野依良治在内，就毫不客氣地抨擊這樣的目标是“很沒腦子”。

然而，最終的結果卻是當年野依良治教授就因在不對稱合成方面取得的突出成績，獲得諾貝爾化學獎。野依良治的獲獎算是一個開門紅，此後每年的諾貝爾獎，基本都少不了日本人的身影。算起來，進入21世紀以來，日本拿到諾貝爾獎的人數僅次于美國，高居世界第二，而且都是含金量最高的科學類獎項。

在短短20年間，日本獲得諾貝爾獎的速度突飛猛進，共計19人獲得諾貝爾獎，平均下來，幾乎一年一個諾貝爾獎。而照此速度，曾經被所有人都不看好的“50年内拿30個諾貝爾獎”目标，其實也是指日可待了。可以說這是自1901年頒發諾貝爾獎以來，繼德國和美國之後，日本第三次創造了“井噴現象”。

反觀我國，真正在本土接受教育的諾貝爾獎獲得者屈指可數，進入21世紀以後，我國獲得諾貝爾獎的也就隻有莫言和屠呦呦二人。數據為什麼會如此懸殊，其背後的原因是什麼呢？日本人為何這麼強，憑什麼能拿到這麼多諾貝爾獎？

其實，這一切都要歸功于日本的“以科學技術創立國家”的發展戰略。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工業基礎設施滿目瘡痍、百廢待興，當時的日本孤島幾乎是一片廢墟。1949年，日本政府通過了《外貿及外彙管理法》，第二年又制定了《外資法》，這時候日本在實行“外貿立國”政策。當時在此政策下并行的便是技術引進，将國外先進的技術和專利引進、消化并改良。

在其後20年間，日本的經濟年均增長率達8%，成為第一個從戰後的“發展中國家”一躍跨入“發達國家”行列的國家。1968年，日本經濟超越德國（西德）躍居世界第二位，成為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受此影響，上世紀60年代，日本工業競争力穩步提高，年均出口增長率高達18.4%。

到了20世紀70年代，日本政府又提出了“技術立國”的戰略。發展模式也由原先的技術引進、消化模仿進入了全新的階段——強化自主性研究。同時加大了投資，日本當時的技術水平得以大幅提升，尤其在半導體行業走到了 世界領先的水平。

在這個過程中日本積累了相當雄厚的經濟實力、技術基礎和人力資源。這一切便是之後日本在諾貝獎領域碩果累累的基礎。

重視不重視，歸根到底，還是得看資金投入。

在經濟崛起的大背景下，日本政府開始制定了一系列促進科研的政策，并加大經費的持續投入。1971年日本政府提出，把“70年代研發經費（R&D）占當年GDP比例為3%”作為發展目标。但是，因為當時石油危機的陰影讓日本不得不減緩步伐。即便如此，在1975年就達成了2.15%的水準，80年代後就已經穩定在2%以上。（2014年，我國的R&D投入才剛為2.05%）

而從2005年到2015年，日本這十年的科研經費平均達到國内生産總值的3％，居發達國家首位，而2016年美國為2.8%。

科研經費的大量投入帶來的收益是顯而易見的。2012年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山中伸彌正是靠着“日本科學技術振興機構”獲得的3億日元經費才完成初步的iPS細胞開發。2007年日本政府又為他追加了70億日元的支援經費，科研才得以成功。

後來多位日本諾獎得主表示，獲獎也是離不開科研經費的支持。高付出才能得到高回報，日本在科研投入這一方面倒是完美诠釋了這句話。

在日本，科學家被稱為“先生”。而“先生”一詞不是誰都能用的，隻有民衆心中最為崇高與敬仰的職業，才能有此殊榮。日本科學家這一職位，可謂是廣受社會尊重。後來據日本權威機構統計，在日本的180多種職業中，大學教師得分83.5分，職業威望僅次于并列第一的法官、律師，社會地位可見一斑。

就連日元上，也是不印天皇，不印首相，印的全都是著名的文學家、科學家這類人。一千元日币上是野口英世，日本著名生物學家；五千元日币上是樋口一葉，日本著名文學家；而最大面額一萬日元上那個目光堅毅、面色嚴肅的人，則是被譽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的福澤谕吉。

紙币人物肖像的選擇，可謂既體現了國家的意識，也反映了整個社會的價值觀、文化，彰顯着這個民族對待曆史和未來的态度。

當然，除了尊敬知識分子外，日本也将獲得諾獎的重要因素之目光，投射到了教育界，任何的科學技術必須要以先進的教育普及為支撐，否則天才再聰明也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所以在上個世紀末期，日本就進行二次教育改革，改革的目的就是為了培養真正的人才，強調“增設理科類高等教育機構”“保障大學财政狀況”。

在世界經濟合作組織的一項調查中，研究人員發現：日本的教育系統，居然是最公平的教育系統之一！日本幾乎能給“窮孩子”和“富孩子”提供均等的教育機會。

在日本，孩子的學術表現僅有9%受到家庭經濟背景的影響，而經合組織成員國的平均值是14%。可以說在日本，“有貧困的地區，但是沒有貧窮的學校。”

對研究的耐心和專注是日本諾獎神話的路徑。正如松下幸之助所言：“成功者很少中途改變方向，不管遇到什麼困難，堅持到最後的人大多能成功。”日本的學者對于研究有着超常的耐心和專注力。這不僅是個人的素養，更是一個民族長此以往所培養出的精神文化。他們可以容忍失敗、可以容忍孤獨、可以容忍幾十年如一日的無聊枯燥生活，因為他們知道這是他們成功的必經之路。

2016年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大隅良典等待這個獎項，足足等了二十年。在此前二十五年的學術長跑裡，他經曆了博士畢業找不到工作、研究受挫、轉專業、獨自縮在小實驗室長達九年無人問津的學術生活，但是他一直在堅持。而正是因為這份耐心和專注力，使得他在大千世界中總能發現不同尋常的新奇點，并對其進行深刻持久的研究，最終發掘出科學的寶藏。

最後我們要說，過去20年間日本能拿19個諾獎神話并非是從天而降，而是一步一步走出來的。誠然，日本的國情有其特殊性，然而對科學的重視和投入卻沒有半分虛假。要實現中國的科學夢，我們未嘗不能從中得到一些啟發。

我國目前隻有屠呦呦一人獲得諾貝爾科學獎項，差距還很大。不過，諾貝爾獎有滞後性，比如往年頒發的生理學或醫學獎、物理獎、化學獎，都是幾十年前所做的研究。而近年來，我國的科學研究，尤其是基礎科研，得到了長足進步，越來越多的原創研究走在了世界前列。未來可期，相信我們國家的科研水平會越來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