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故中的中國》

鮑鵬山 著

上海文藝出版社2022年9月出版

本書講諸子，講人性，更講美麗偉大的心靈；有史論，有洞見，更有真摯熱烈的感情。通過本書所選的九則典故，鮑鵬山從源頭上為我們揭示了中國人如何認識人與宇宙的關系，如何理解人與我的關系，如何開始個體的自覺，以及如何看待自己的文化存在等。從這些典故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過去，也可以看到中國的現在和未來。

中國人的人性與道德（節選）

為什麼“人性本善”是一個“好的”信念呢？因為，這種信念，可以解決一個非常重要的倫理學的問題。什麼問題呢？“前道德問題”。

什麼叫“前道德問題”？我來簡化一下，道德問題我們可以把它簡化成這樣一個命題：我要做一個好人。那麼，“前道德問題”就是：我為什麼要做一個好人。也就是說，社會必須回答人們為什麼要做好人的問題，然後才能夠讓人們心服口服地去做一個好人，你隻有先告訴我們為什麼要做一個道德的人，然後才能要求我們道德。這一個“為什麼”的問題，就是“前道德問題”，“前道德問題”就是“為什麼道德”的問題。

但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因為理性的人是自私的人，自私的人會問：實行道德對我有好處嗎？我做一個好人，對他人有好處，是顯而易見的；但是，對自己有好處，卻是充滿問題的。因為我們經常看到，好人不僅在當下意味着更多的付出與犧牲，并且也沒有可預期的“好報”。

孔子的學生子路就曾經對好人有好報産生過非常嚴重的懷疑并出現嚴重的信仰危機。子路跟着孔子40多年，可以說是忠心耿耿，非常堅定，孔子對于子路的堅定也曾經是毫不懷疑。孔子曾經有一次很感慨的說，假如哪一天，我的大道行不通了，我一個人乘着一個小木筏到大海上去的時候，可能隻有一個人跟着我，那就是子路。孔子對于子路道德上的堅定，以及子路對他本人的忠誠，是毫不置疑的。但是就是這麼一個人，在後來周遊列國的過程裡面，在碰到了很多困難的時候，給孔子提出了一個非常嚴峻問題：“君子亦有窮乎？”（《論語·衛靈公》）子路這句話的潛台詞就是：做好人難道沒有好報嗎？

當子路把這個問題抛給孔子的時候，孔子内心一定受到很大的震撼。他突然發現，原來子路的道德信念是建立在好人有好報的基礎上的，這樣的基礎是不牢靠的。這種不牢靠，還不僅是“好報”不牢靠，而且，一個人，沖着“好報”去做好人，這是真的有信念麼？

此刻，孔子可以選擇告訴他：好人有好報，别着急，等着吧。如果孔子選擇這樣告訴他，最後孔子必須創立一個宗教——因為，把“好報”後置後推的最後結果，就是把它推到死後，于是就必須建立一個死後的世界：彼岸世界。而彼岸世界的價值，就是糾正此岸世界的偏差，給人們的道德狀況一個最終的、公平的果報。但孔子沒有這樣做，而是選擇直接戳破道德的真相，打破子路的迷，然後重新建立子路信仰的基礎。他直接給子路當頭一棒：“君子固窮”——做好人本來就沒有好報。問題是沒有好報你也要做好人。

東西方文化的最大的分野，走向不同的方向，就在這一瞬間決定了。

但是我們發現這地方有個問題，孔子可以跟子路講這樣的話，因為子路畢竟跟随孔子這麼多年，算是聖賢之人。對聖賢之人，按照孔子的話，“君子喻于義”，你可以給他講道理，他服從于道理，他可以不要那個利。但是普通的老百姓是“小人喻于利”，你給子路說君子固窮，好人沒好報，子路可能還仍然做好人。但普通人呢？

道德問題包含一個悖論，這個悖論是：第一，道德行為不能有利益的追求，并且實際上道德行為也并沒有一個預設的好報。第二，當道德行為沒有利益回報的時候，大多數人就不會選擇做道德的行為。

既不能有利益，又不能沒有利益，這就是悖論。

如何解決這個悖論，是倫理學的困境。如果不解決這個困境，人類根本沒有辦法建立人類自身的道德基礎。

悖論本來是不能并存之論，但是一條鴻溝劃開，一個論在此岸，一個論在彼岸，就可以同在：在不同的時空，它們可以相安無事。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徹底的解決方法，也是一個非常純粹的解決方法。

但是，中國是一個沒有全民宗教信仰的民族，那麼，我們中國人靠什麼來解決前道德問題？

孟子特别推崇的孔子，沒有創立宗教，他隻是述而不作，依靠傳統文化，建立一套世俗的價值系統。簡言之，孔子創立的不是教派，而是學派。那麼，孟子如何解決這個曆史交給他的問題呢？

孟子的回答很簡單，那就是：人性善。我們為什麼要做好人？孟子答：因為你是人。人為什麼必須做好人呢？孟子答：因為人的本性就是善的，做好人是符合你的本性的，所以做好人就是做你自己，做好人才是做人，不做好人就不是人。這裡暗含着孟子對我們的反問：你是人嗎？

所以孟子的解決方法也非常簡單，他把做好人和做人合二為一了，因為人的本性是善的，所以要做人就必須做好人，不做好人就不是人。

孟子确立“人性善”，就是為我們這個沒有宗教的民族确立我們自己的獨特的道德基石。從人性出發，我們照樣可以獲得崇高與尊嚴，一樣可以實現道德的自我完善。

“人性善”，可以使我們獲得對自我的肯定，對人類自身的信心，對人類在沒有上帝的情況下，仍然可以過一種體面而有尊嚴的生活的信心。

所以，孟子對于人性善的終極證明，不是在證明有沒有，而是在反問我們信不信。這個世界有沒有善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相信不相信這個世界有善。人性善否，不是一個事實問題，人性善否，是一個信念問題。假如我們有了這個信念，這個善就是在的，假如我們沒有這個信念，這個善就會消失了。所以人性善不善不是一個問題，我們信不信才是一個問題。

中國人最熟悉的一個倫理學概念，大概就該是“仁義”了。孔曰成仁，孟曰取義。但孔子沒有對此作出論證。在他看來，這是信仰問題，當然無需論證。但是，作為一個如此重要的道德基礎問題，卻是必須論證的。這個任務由孟子完成了。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于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惡有甚于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孟子·告子上》）

簡言之，孟子證明“舍生取義”，不是證明這是“必然”的，而是說明它是“必須”的。他告訴我們，假如在二者不可得兼的情況下，人類不确立“舍生取義”這樣的原則，則人類必然堕落無下限。孟子用兩個假設，兩個反問，證明了這麼偉大的倫理學命題。中華民族，不靠上帝，不靠神仙皇帝，仍然是一個體面的民族，一個道德的民族，一個受人尊敬的民族，靠什麼？誇張一點說，就是靠孟子的這一段話。這是中華民族道德體系最核心深處的一段文字，它也是人類最偉大的有關自我尊嚴的文字。這段文字，在我看來，古今中外，無與倫比。

作者：鮑鵬山

編輯：周怡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