③縱觀張藝謀電影，我們發現其主題結構具有驚人的相似性，張藝謀電影中所傳達的主題體現的總是有一種人性的抗争在其中，這種抗争的來源是對傳統樊籠束縛的掙脫，随着張藝謀電影表現形式和故事内容的不斷變化；

其中人物的抗争也呈現出了不同的表現而形成不同的結果，然而，從影片中還是能夠感受到他在營造那種壓抑的團鎖世界、或者稱之為“鐵屋子”的同時，總是會塑造出一些個性鮮明、充滿個性解放的人物，尤其是女性，來打破或者企圖打破、嘗試着改變這個閉鎖的世界而追求一個理想的世界。

不可否認，張藝謀思想中承載了很多表現中華民族曆史的使命感，很典型的就是用各種電影造型和表現手段去顯現出傳統文化中所蘊含的深深的壓抑以及由此而形成的“閉鎖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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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影片中，我們可以看到那些年代久遠且時空模糊的邊緣地區，青磚灰瓦的深宅大院，古老的手藝和嚴格的家規，被欲望和人性壓抑、被宗法和信仰束縛的男女主人公，這些影像都被幻化為一個寓言。

影視批評家尹鴻曾經這樣描述，“這些作品大多提供了一個沒有特定時間感的'鐵屋子’的寓言。這一鐵屋子的意象是由那些森嚴、穩定、堅硬的封閉的深宅大院，那些嚴酷、冷漠、專橫的家長，那些循環、單調、曲折的生命軌迹所意指和像喻的。”"實際上，這一“鐵屋子”意象在深層意義上也是古舊中國的象征、民族劣根性的

九兒是張藝謀最初設計的女性人格，這一形象無疑是張藝謀對女性期待視野的一個理想化身，也是他為自己電影中的抗争力量所定下的一個理想的标準，她率性而為、真誠坦蕩、轟轟烈烈的人生态度正是張藝謀内心所要表達的“痛快淋漓的人生态度”，她身上所散發出來的野性光芒是對這個古老民族沉悶而壓抑的傳統人性的一種反叛，同時也是對民族活力的呼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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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的《菊豆》中，這種審視、反思與批判還在繼續。菊豆作為一個健康女性終于無法忍受楊金山的暴虐而投入在互愛基礎上的楊天青的懷抱。而《大紅燈籠高高挂》則在以反思傳統文化等外部因素的同時轉向對女性自身奴性人格的批判。

她們的生存和命運都不約而同的涉及到與某種意志的較量:《紅高粱》的争婚姻的自由，《菊豆》的争一個名分，《大紅燈籠高高挂》中的争老爺的寵愛，《秋菊打官司》中争一個說法，《搖啊搖，搖到外婆橋》中争一份自己的愛情，《一個都不能少》中争高老師囑咐的“一個都不能少”，《我的父親母親》中争教書生的愛情，《英雄》中争與皇權抗争的天下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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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傳統電影角色不同，張藝謀電影中的“他們”更多的是通過執着的抗争，試圖能夠現實的改善自身的處境。

張藝謀曾針對《紅高粱》說:“實際上是我創造的一個理想的精神世界。我之所以把它拍得轟轟烈烈、張張揚揚，就是想展示一種痛快淋漓的人生态度，表達'人活一口氣，樹活一張皮’這樣一個拙直淺顯的道理。對于當今的中國人來說，這種生命态度是很需要的。老百姓過日子，每日裡長長短短，恐怕還是要争這口氣。隻有這樣，民性才會激揚發展，國力才會強盛不衰。要說這片子的現實意義，恐怕這是一層。”他的這種對生命禮贊、對理想追求的思想情感顯現在他《紅高粱》以後的其他電影中，形成了其

其實，貫穿張藝謀整個電影生涯的一個核心理念就是:隻有人的解放，才有思想以及經濟和政治的解放。這個理念正好符合了張藝謀最基本的電影美學觀念:電影，或者所有的藝術形式都是用來展現人的，隻有充分展現了人性的一個側面，這個藝術作品才能成功。

但是，通過曆史來反映導演自己内心對于現實的理解和判斷，本身就帶有某種深刻地價值判斷。然而，張藝謀通過電影所表現出來的思考僅僅止幹揭露和批判。

這種簡單的批判不能真正起到某種建構作用。因為，所有的批判都必須有所建構才能真實地表現人文關懷的精神實質。深入地批判和建構的缺席，正是張藝謀電影的最大的特點。

總體上來說，張藝謀的美學有三個特别突出的點，分别是：

電影元素上對于色彩的應用、角色上對于女性角色的獨特塑造，以及主題上對于壓迫與束縛的批評與深思。

近些年張藝謀導演因為作品深陷大衆的輿論旋渦當中，不過還是希望張藝謀導演能夠堅持自己的創作美學思想，帶着拍電影的最初夢想出發，去拍出更多屬于“自己”的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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