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老師提到某位官員，她說：“你知道嗎？他是咱們學生。”她接着說起好多校友，一些我熟悉和不熟悉的名字，如數家珍。

另一位老師提起地方台某主持人，他說：“你不知道吧？她是咱們學生。”他接着說起好多校友，一些我不熟悉和熟悉的名字，言語中充滿自豪。

回到母校工作，我漸漸知道，老師們的自豪因何而來，也漸漸知道，“咱們學生”是個簡單說法，完整的說法應該是：咱們綏化學院的畢業生。

我的母校是綏化學院，她坐落在黑龍江省松嫩平原。1985年我入學的時候，她叫綏化師範專科學校。更早的時候，她叫綏化師範學校、綏化地區師範學校，1953年建校，2004年升本。因為在本科院校中資曆淺，有時被誤讀為“緩化學院”或“妥化學院”。

來校報到的學生，很少喜氣洋洋。有的人志向高遠，因為種種原因考到這裡，他們委屈，沮喪，好像讓誰黑了一下。他們需要一點時間，認識同學，了解老師，熟悉校園，逐漸消化掉委屈和沮喪。

以前是這樣，現在還是這樣。

我當年是高高興興來報到的。高中老師說，升入高校後我可以把數學撇到一邊，讀自己想讀的書，寫自己想寫的東西，我的目的達到了。我像個饑腸辘辘的人終于找到免費餐館，隻管往嘴裡一樣一樣塞東西，也不管是否消化得了。母校藏書有限，足夠我借閱；恩師名氣不大，常為我指點迷津。

我們還自發組織了自己的文學社，取名“野魂”。當時工字房有間展廳，隻要沒有重要展覽，每到星期天我們就聚在那兒，交流讀書心得，探讨文學現象，也交流近期作品。交上來的作品大家逐一看，逐一發表意見，修改完的作品經過篩選，發表在社刊《野魂》上。

蠟紙是要的，鋼闆和手推油印機是借的，紙張是自掏腰包買的，女生負責刻寫和插圖，男生負責油印和裝訂。他們沒有油印經驗，用力不均，蠟紙打褶，前兩期《野魂》像剛出生的醜孩子，臉上有很多橫七豎八的褶。孩子太醜，不好送人，就自己留着。後來《野魂》有了些模樣，我們才送給老師和朋友，寄給省内高校的文學社團，也寄給我們向往的雜志社。

處女作發表了，我并不知道。孫向陽老師在紅樓樓下遇到我，他說：“我在《黑龍江日報》看到《奶奶的拐杖》，署名張愛玲，是你嗎？”

我太意外了，使勁點頭确認。

他馬上回辦公室找那張報紙，說：“拿去吧，送你了。”

我連句謝謝都沒說，拿着那張報紙一路奔跑，從紅樓跑到工字房，又從工字房跑到圖書館。在圖書館找到文學社的頭兒，我已經上氣不接下氣，一個字都說不出來了，隻把報紙攤開，把發表的作品指給他看。報紙交給他，我像完成了任務，一蹦三跳地下樓了。

作為學生，我在母校僅僅停留了兩年。教學一線急需教師，學制壓縮，我們成為綏化師專第一屆兩年制專科畢業生。我高中時代的閨蜜告訴我：“那兩年你寫作進步最快，你哪裡是在走路啊？你在奔跑，每封信我都能讀出你的速度。”

在文學社，我的筆名是“野馬”。我這匹野馬并沒跑遠，在外面兜了很多圈子後，跑回母校。2005年秋天，我這個曆史系畢業生站到中文系的講台上。

有一次暑假，我去學校，校園裡空蕩蕩的，隻遇到個别未離校的學生和幾位工友，感覺心裡也空蕩蕩的。原來，學生是學校的靈魂，缺少莘莘學子的校園，像空空的袋子；學生也是老師的職業生命，沒有學生，我們何處立足？

到目前為止，綏化學院沒有出過所謂的“傑出校友”，既鮮有高官，也少有富豪，他們絕大多數默默無聞地工作在基層，做普通人的工作，過普通人的日子，和這所學校“為地方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培養人才”的目标正相吻合。

多年前，遇到《綏化晚報》同事，那時綏化的儲蓄所還沒有攝像頭之類的設備。他跟我說：“剛采訪完你們學校一個女生，她撿到十萬元的存折交到派出所了。你知道嗎？這女孩家庭條件很一般，馬上就離校了。失主借錢要買房，賬号密碼和身份證就夾在存折裡。”

那一刻，我的自豪感油然而生，我為我的學校自豪。

同事接着告訴我女生的名字，我覺得似曾相識。同事說：“和她提起你，她說她是你的學生。”

我迫不及待地說：“是，她是我的學生。”我的自豪感在瞬間數倍放大，仿佛可以托着我騰空而起，我似乎不是走着離開那位同事，而是飄着離開的。事後細想，她隻上過我的選修課，我們并無更多接觸，她的壯舉和我這個老師根本扯不上關系。我的自豪感中一定摻雜了虛榮，那是一些不易察覺的小小的虛榮。

時常接到“咱們學生”的電話，有咨詢，有傾訴，有祝福，有問候。他們很努力，也很不容易。我願意祝福他們每一個人，希望他們都有美好的未來。萬一誰的未來不那麼美好，或者以另一種形式著名，我也應該有勇氣說：“是，他是我的學生。”

摘自《咱們學生》

《咱們學生》，山東畫報出版社，2016年版。

艾苓，本名張愛玲，綏化學院剛退休的寫作老師，曾獲陳伯吹兒童文學獎等。教學之餘，把文盲老娘姜淑梅培養成網紅作家“傳奇奶奶”。

作家艾苓或者愛玲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