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誼的一篇《過秦論》，指出秦之所以亡，是因為“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秦苛政導緻民衆揭竿而起的過往曆曆在目，漢朝的曆代帝王為了維護社稷對黎民百姓都秉持着慎重以待的态度。

然唐蒙奉劉徹之命修路，本是一件惠民的好事，如今卻引得巴蜀兩郡民怨四起，劉徹一看，哪還坐得住？當即派遣了司馬相如出使巴蜀，一為安撫民心，二為責問唐蒙。

早前，在講述劉徹年少的故事時我們曾提到過司馬相如。那時，我們認識的辭賦家司馬相如，還是勸百諷一的谏臣。此次身負安撫民心的重任，司馬相如又會如何應對這樣的局面呢？

在抵達巴蜀後，司馬相如首先做的便是慰問那些受苦的民衆，以表明朝廷和皇帝的态度。

其實，劉徹派司馬相如前來，有一個“非他不可”的理由，那便是司馬相如本就是蜀中之人。因此，比起其他人，能夠更容易獲得當地民衆的親近和信任，辦起事來也更有說服力，如此才能事半功倍。

然而，此行司馬相如做的最漂亮的，竟是他寫的一篇檄文——《谕巴蜀檄》。

檄文，一般是政府用來發布公告、聲讨或者揭發罪行的文書。在這篇本應很死闆的政府公告裡，司馬相如是這樣說的：

修路的本意是為了與西南各少數民族開通友好往來的渠道，并不是為了采取軍事行動，也無需有将來要投入戰鬥的隐憂。但唐蒙用了軍事管理的方法來對待巴蜀的百姓，使百姓備受驚擾，這都不是出自皇上的本意，也非皇上的指令，而是唐蒙個人職責之失，至于唐蒙，皇上已經命其領命受罰……

如果說司馬相如沒有先去慰問受苦的民衆，此文着實有些替當權者開脫的嫌疑。但在有了前期慰問的鋪墊之後，又将事情的原委有條不紊地說給百姓聽，一場險些醞釀成大禍的民憤便被司馬相如輕輕松松地平定了下來。

可别小看此次司馬相如出使巴蜀的任務。巴蜀兩郡緊鄰西南夷各少數民族部落和國家，是連通西南夷的關隘，若不能勸服巴蜀的百姓，劉徹想要通夜郎以扼南越就是天方夜譚。

而作為蜀中之人的司馬相如，對于西南夷的了解遠甚于朝中大多數人，司馬相如深知在巴蜀兩地有多少商人在和西南夷的商貿中獲利匪淺，開通西南夷，是于中原漢族和西南夷少數民族互惠互利的必然選擇。

于是，在唐蒙提出連通南夷的夜郎國之後，司馬相如無疑成為了促進劉徹打通西南夷的最積極的實踐者。

當時，西夷的兩個名叫邛（qióng）、笮（zuó）的小國看到了漢朝給夜郎國的豐厚财禮，也想像夜郎一樣享受這樣的待遇，劉徹本還有點猶豫，畢竟連通夜郎國就如同連通西域一樣，是因為有明确的政治利益在前才會有此決策，但邛、笮這兩個小國隻能算得上是兩個小部落而已，與夜郎國相比不值一提。

司馬相如卻說：“以前秦朝也曾在這些地方設郡，漢朝也可以，且一旦在西夷設郡，其價值不亞于南夷的夜郎國。”

司馬相如所說的開通西夷的價值，史籍無載，我們也難以探得劉徹是如何認同司馬相如所說的價值，隻知這份利益雖然暫時看不到，但是能夠不費一兵一卒擴大領土，總歸是不虧的。

于是，劉徹立刻任命司馬相如為兩千石的中郎将，憑節出使西夷，負責拉攏西夷諸國。

就在司馬相如抵達西夷的小國以後，西夷那些包括邛、笮、冉、駹、斯榆等的小國都争相請求成為漢王朝的臣子，拆除了漢初所設的舊有的關隘，答應漢的條件，在當地設縣，從此歸屬漢朝的蜀郡。

而自秦朝後便被漢朝忘記的西南夷，從此時開始，終于再次被中原的領土接納，成為大漢疆域的一部分。

司馬相如也因為成功出使西夷的任務，走上了職業生涯的巅峰。經過蜀郡時，父老鄉親與官吏無不夾道歡迎，都以司馬相如為榮。

曾幾何時，司馬相如隻是一個頗有名聲和才華的窮書生而已，而今卻是能為大漢天子成功出使外域的能臣。

但随後不久，司馬相如便因為“收受賄賂”被人告發而免官，再次被重新起用後又因病免官，不久後便因病辭世。他的職業生涯的巅峰，永遠地停留在了出使西夷的那些歲月。

公元前118年，當劉徹得知司馬相如病重的消息時，害怕司馬相如的作品從此散失，專門派人前去司馬相如的家中讨要他的作品。

使者到司馬相如的家中時才知司馬相如已經去世，司馬相如的妻子說：“長卿根本不曾攢有書籍，時時寫，别人就時時讨要走，家裡總是空的，隻留下了這麼一卷，說是以後可以交予皇上。”

待劉徹打開一看，才發現司馬相如的遺作，竟是一篇關于泰山封禅的文章！

在這篇賦裡司馬相如詳實記叙了武帝在位期間的功德和全國各地出現的祥兆，再三強調武帝劉徹最宜封禅，正是因為司馬相如的這一篇文章，才有了八年後劉徹在泰山舉行的那場盛大的封禅典禮。

然而，司馬相如的遺作僅僅隻做了歌功頌德嗎？在《封禅文》的末尾，有這樣兩句話——“興必慮衰，安必思危”，“聖王之德，兢兢翼翼也”，司馬相如用他一貫的“勸百諷一”的風格，仍不忘勸谏劉徹居安思危、敬慎小心。

想想司馬相如第一次入仕時，因為文帝不識其才華而毅然離開，第二次入仕期間力促劉徹開拓西南夷的事業，官場失意後也不忘勸谏劉徹居安思危。世人難忘司馬相如浪漫的愛情傳奇和辭賦，更不能忽略司馬相如為人臣的堅持和抱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