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送貨後，何豔君和收貨人隔空揮手。受訪者供圖

天剛亮的時候，鐘鵬醒了。頭上的高架橋，汽車開始轟隆隆開過，他鑽出帳篷，開始洗漱。早晨7點多，他戴上頭盔騎着電動車出發。

街面上來往的人裡，很多都是和鐘鵬一樣的配送員，他們在為數不多的還開着的店鋪之間往來，手機不停地響起，湧進來的幾乎都是求購信息。去哪裡買水果，去哪裡買蔬菜，去哪裡買饅頭，他們的腦子裡大多畫着一張地圖，當需求到來，他們立刻出發。

一袋米，五斤菜，一盒降壓藥，或者一罐奶粉……困在家裡的人們需要的東西，被配送員們像螞蟻搬家一樣運送抵達。

上海曾經有8萬外賣從業人員，在疫情影響下，目前這個人數減到了1.1萬。

趙鞍惦記着自己沒有能幫買到的那一罐奶粉;何豔君記得剛送出的第一單“外賣”; 何敬敬的手機裡新湧進的幾千人還在不停地給他發信息……作為維持上海運轉的螺絲釘，他們都在超負荷地運轉。

人人都是配送員

4月13日，陳延山還在隔離中。作為盒馬mini北洋泾店店長，近半個月來，他所有的工作都變成了線上。線上工作依然繁重，從早上睜眼到晚上閉眼，他幾乎一刻不停，占據最多時間的部分，是對接配送群裡的小區居民。

配送群覆蓋北洋泾店周邊的多個小區，封控開始前，這樣的群隻有兩個，現在已經有28個。每個群少則兩三百人，多則五百人，從早上起床開始，陳延山就要不停地在各個群裡回複各種不同的需求和咨詢，每個群裡的群聊通知數字，幾乎都是一個省略号。

3月28日浦東等片區封控後，北洋泾店原有的配送員隊伍幾乎“全軍覆沒”。根據配置，北洋泾店不到1000平方米的店面，共有100名員工，3月28日封控後，店裡隻剩下19名員工還能正常工作。“其他81人，有的因為管控措施無法出門，有的被判定為次密接，需要隔離。”北洋泾店到了最艱難的時候。

剩下的人，無法再區分崗位。分揀組長林家祥的身份立刻多了起來，除了當組長，他還要親自上陣揀貨、打包、送貨，在貨物的數量和類别變化中，他管中窺豹地看到了上海封控的一角。“疫情前我們一天分揀七八百件貨物，零零散散，大家沒什麼東西是特别集中購買的。封控後，民生必需的保障性物資訂單猛增。”他留意了一下具體種類，一開始顧客買得最多的是方便面和挂面，現在，分揀最多的是紙巾和牛奶。

林家祥今年27歲，入職4年，這是他的第一份工作。封控後，店裡的配送員沒有了，店面基本也不再對外接散客零單，19人吃住都在這兒，随時上班。

配送員沒有了，每個人都是配送員。每次收到貨物、分揀完畢之後，林家祥跟着去送貨。近一點的小區走路拎着跑一趟，遠一點的、東西多一點的，湊夠周圍幾家店的貨用貨車送。現在的上海，溫度已經不低，他被包裹在“大白”裡，兩三百度的近視眼鏡走不了幾步就模糊一片，前面得有個人指着路，才能慢慢走。

他從來沒有這麼長時間地和同事相處過，聊天也變得比往常多了起來。先是聊工作内容，今天進了多少貨，周圍送了幾個社區，有什麼問題需要注意一下……再往後，大家開始聊自己的家裡人，有沒有紅碼啊，誰家裡缺吃的啊，“各種亂七八糟的事”，用聊天來纾解工作壓力。誰家有困難，就有人騎着小電驢去送點東西。一起打過仗，一個店裡的人都成了兄弟。

作為店長，陳延山一直在關注趨勢的轉變。“我們現在在做各項準備，等到條件允許，就重新開店。”在重開之前，社區集單群仍是陳延山的主要工作方式。他們以小區為單位建群，收集需求和訂單費用，然後按照訂單分戶分揀打包，寫好門牌号，再統一送到小區。“目标是希望把我們周邊所有的小區都能覆蓋，保證基本物資的供應。”陳延山迫切地希望能走出家門，他懷念每天開店的那一刻。打開店門，老客人陸續光臨，他站在門口打招呼，像朋友一樣。

陳延山提着物資送貨，幾天後封控開始，他被居家隔離。受訪者供圖

三十個饅頭

4月11日晚上11點，何敬敬收工往回走，他的手機不停地閃，消息一個接一個地發過來。他4月5日晚上在網上發出視頻，留下自己的電話号碼，說可以幫人跑腿買東西。當天，微信裡就湧進一千多人。

何敬敬今年33歲，江西撫州人，2021年底開始跑閃送。這次上海疫情前，他每天的工作相對簡單，去一個地方取貨，再去一個地方送貨。跑了幾個月，浦東大大小小的地方何敬敬也跑了七七八八。上海封控開始後，他的工作内容變了。

一開始仍然是公司派單，他像往常一樣上門，敲開門卻沒有貨物需要取。“很多人說，師傅我是随便下的單，您能不能幫我買點米啊、買點菜啊之類的。”幾天後，這種情況越來越多，“有的人說吃泡面吃得要吐了，還有人讓幫買藥買奶粉”。

他印象最深的單子是30個饅頭。下單的是個山西人，說自己一天沒吃飯，想吃饅頭。何敬敬恰好知道哪裡能買到饅頭：“之前有個遼甯人，說他老爸消化不好，想搞點白面饅頭，我留意了一下，就金橋那邊有賣。”

這30個饅頭，從金橋到南彙，送了35公裡。“三袋饅頭45元，大蔥20元，一條煙160元。”這一筆賬單何敬敬記得很清楚，“他最後給了我266元，說師傅我身上隻有這點錢了，對不起。”何敬敬堅持不多要，對方堅持要給。

跑了幾天，何敬敬心裡壓着一股自己說不上來是什麼的情緒。4月5日晚上，他在網上發了視頻，“本人上海小哥可全浦東跑腿代購不加價”，留下了自己的電話号碼。但第二天，他就把視頻删了。“電話太多了，手機電量嘩嘩地掉。”

趙鞍(化名)則負責虹口、靜安和寶山等地的送貨。封控前他跑衆包散活兒，因為是外地人，不熟悉道路，他每天的單子大概隻有幾十個，“比不上能力強的”。

最開始說封4天，趙鞍和一起租房的夥伴們都沒出門。4天後，封控依然沒有解除，活兒要幹錢要掙，大家騎上自己的電瓶車，又跑了起來。

單量不多，幾乎全是送物資。圈子裡口耳相傳，送貨費與日俱增，但單子搶到了不一定能賺到，“買不到東西，你還得退回去”。

買不到的東西很多，方便面、自熱米飯從一開始就被搶空，緊接着電飯煲也緊俏了起來。“很多人自己不做飯的，平時都吃外賣，現在你讓他買米買面，他也沒有鍋碗瓢盆，電飯煲至少能将就。”陳延山說，三月中旬上海疫情剛暴發的時候，生鮮品和常溫保存品需求較高，随着疫情封控的推進，一方面這些東西需求量仍然不減，另一方面衛生紙、衛生巾、牙膏牙刷等日用品的需求飛速增加，包括老人和嬰幼兒的用品。

4月13日，上海大雨，鐘鵬被困在一個橋洞裡躲雨。受訪者供圖

“我想看看你”

在所有的訂單裡，趙鞍一直念念不忘一罐奶粉。那是個男人下的單，家裡的孩子奶粉沒了，他想要買0-6月齡的嬰兒奶粉。

“我非常非常想幫他買到這一單。”趙鞍準确記得那是4月8日的事，對方沒講到底要多少罐。“哪怕一罐也行啊。我們當時沒談多少錢，我說我不一定給你買得到。”為了幫他買奶粉，趙鞍去了自己知道的所有母嬰店，一家開門的都沒有，趙鞍很失落，他不知道這個男人最後有沒有想到辦法。“希望他想到其他辦法了。”

藥、奶粉和尿不濕、泡面和自熱飯……緊俏貨是一個長長的清單，貼在還能穿街走巷的配送員腦子裡。

何豔君是盒馬員工，上海多地封控後，她和丈夫加入了一個私家車公益配送隊，用自家的車給幾百戶居民送菜，18天裡跑遍上海，曆經3000公裡。4月3日，何豔君在群裡看到一條消息，一位媽媽需要給自己42天的寶寶買奶粉。“她的寶寶乳糖不耐受，需要喝定制的水解奶粉，這種奶粉我們店裡也備得不多，當時找了幾個門店才找到。”何豔君買了一個月的量送過去，孩子爸爸很客氣，一直說謝謝謝謝，“當時他們叫各種跑腿，加價也沒能買到，手裡的奶粉隻剩下小半盒，第二天就可能斷奶。”

她仍清楚記得自己第一次送貨的情景。那是她第一次幹配送的活兒，什麼都不懂，物資沒有打包、都是散的，身上也沒帶記号筆、沒法給每一份東西寫名字。她拎着一堆東西站在小區門口，和門衛解釋自己是幹什麼的，然後又拎着一堆東西給收貨人打電話。對方是個小姑娘，“你進不來的話，可以把東西放在門口。”兩人打着電話溝通半天，最後小姑娘說，“你在哪兒啊?我想看看你。”

何豔君在電話裡怔住了。她走到小姑娘能看到的地方，使勁揮了揮手，轉身離開。“上車我就破防了。”她哭了一場，心裡反複回放模模糊糊的這一眼，“這一刻我們像親人一樣。”

何豔君清點放在車上的物資，封控後她和丈夫加入了義務配送隊。受訪者供圖

住在帳篷裡的人

封控後，作為維持上海運轉的螺絲釘，在勉力支撐的同時，配送員們也面臨着自身的困境。

趙鞍每天隻吃一頓飯，出門時身上帶兩個面包一瓶水就把一天對付過去。

對何敬敬來說，核酸檢測的頻率和吃飯一樣。他每日一次去醫院做核酸，每天也隻吃一頓飯。最開始封控時，他和同事一人買了一袋饅頭，一袋10個。他住在康橋，每天早上7點起床、8點鐘出門，有時候他“真的也不想起床，或者想早點回去”，但是太多下單的電話微信讓他停不下來。“人家說得太‘那個’了，我不知道怎麼回絕。”

何敬敬的同事鐘鵬是安徽阜陽人，在上海做了六年閃送，其間娶妻生子，全家人在寶山區租房居住。三月末，上海各小區逐漸實行封控管理，寶山是郊區，離市區二三十公裡，鐘鵬為了繼續工作，和徒弟住進了公司統一配備的臨時帳篷。

帳篷紮在高架橋下面的空地，每天淩晨五點多，過往車輛的聲音從頭頂傳來，将鐘鵬喚醒。兩大桶礦泉水放在帳篷裡，他端着口杯到附近的空地，簡單洗漱一番。如果核酸檢測到期的話，他會起得更早，在淩晨四點半就動身去醫院做核酸，做完核酸，從車裡保溫箱取出囤積的餅幹吃上幾塊，最遲七點鐘，鐘鵬會接下當天的第一個單子。

正常的話，他一天能夠接下三十幾個訂單，“需求量太大了，這家沒有水了，那家又沒有挂面了，都是這樣的訂單。”有的人會指定超市和餐廳，有的人隻是說“方圓三公裡之内随意購”，在哪個超市購買并不重要。現在超市越來越少，很多東西他買不到，隻好跟買家溝通，“能不能就買這幾樣?”對方不會生氣，隻是連連道謝，完成訂單後還會給發去一個打賞紅包，五塊、十塊、二十塊。

他們偶爾也會碰上被困人員的壞脾氣。

餓了麼黃浦區浙江中路配送站站長陳海建印象深刻的事情之一，就是一個投訴。“那天早上下着很大的雨，當時顧客所在小區正進行密接封控，有位顧客下單叫了一份早餐。”陳海建說，騎手冒雨送到時，正好趕上“大白”在交接班，按照規定，所有進入小區的食物都要經過“大白”消殺之後送餐。

因為等着“大白”交接班後消殺，這份早餐因此耽擱，騎手站在雨裡，等待了近半個小時。“顧客也在生氣，根本就不聽我們解釋，覺得我們是故意去晚了，害他沒吃上早餐。”“過了半天，這位顧客打電話，說自己之前太急了，向我們說對不起。”

4月13日，陳海建正在居家辦公進行訂單調度。受訪者供圖

做好最後一百米的到家服務

一般的餓了麼大站會有一百來個騎手，小站也會有三四十人。疫情前，浙江中路站有105個騎手，而疫情暴發後，由于小區的封控管理，站内隻剩下了10個騎手。

“疫情前工作日的日均單量可達3500單左右，從快餐、飲料到柴米醬醋、零食，都會有配送。而現在，一天配送的單量隻有大約500單，主要是生活物資和醫藥，我們負責的區域内，能備貨的商戶不到10家。”陳海建說，疫情期間，他們每天的後台營業時間是早上8點到晚上10點，由10個騎手分成兩批值守早晚班，保證任一工作時間内都有騎手配送。

崔東東是餓了麼物流服務商上海大區的運營管理，他主要負責該服務商在浦東、黃埔、長甯等五個片區大大小小近二十個站點的統籌管理。在他負責的二十個站點内，加起來會有七八百個騎手，而現在共計也就一百多。“已經對接了安徽調派過來的十幾個騎手。”崔東東說，從安徽調派過來的騎手被安置在訂單多、人員少的站點，解決人手急缺的問題。

疫情後，運營管理的工作重心有所轉變。“個别騎手出現了恐懼和焦慮的心理，我們也在盡力安撫”，崔東東說，目前遇到的困難是返崗返工、訂單恢複的問題，“少部分外賣小哥在封控時期會産生心理壓力，或是在一段時間的居家後，跑單的積極性降低，我們現在推出跑單活動和補貼政策，希望刺激複工騎手積極回到工作中來。”

根據媒體報道，封控前，上海的騎手總人數在8萬名左右。4月6日上午，在上海舉行的疫情防控工作新聞發布會上，上海市商務委副主任劉敏稱，目前本市主要外賣電商平台每日騎手上崗人數約1.1萬人。

在4月7日上午舉行的疫情防控工作新聞發布會上，上海市副市長、市疫情防控領導小組生活物資保障專班負責人陳通表示，上海支持保供企業在全國統籌調配資源，引進充實新的保供人員。“允許非涉疫原因被封控在小區的快遞小哥等保供人員，走出封控區，回到保供崗位。”陳通說，上海市政府将統籌郵政快遞、順豐等物流資源，對接電商平台，補足配送力量，完成社區最後一公裡的配送任務。“我們要求每個社區發揮志願者力量建立專門配送隊伍，做好最後一百米的到家服務。”

4月11日晚上11點，何敬敬開始送當天的最後一單。送完這一單，半個小時後，他能到家。

趙鞍也在這個時候回到了自己的出租屋，這幾天，他在路上看到的“同行”明顯比往日多了些，能買的物資也多了些，他感覺情況在好轉。

鐘鵬在帳篷裡，給妻兒發去視頻。家裡吃的還夠不夠?娃娃們學習怎麼樣了?這些都是他操心的事。高架橋懸在腦袋頂上，夜裡車輛碾過，鳴笛聲和震動聲曾經讓他很不安穩，但經過這十多天，這一切已經成了習慣。他攏攏身上的衣服，倒頭睡去。

4月11日，鐘鵬和他在高架橋下的帳篷。受訪者供圖

新京報記者 楊雪 實習生 雷欣謠 編輯 胡傑 校對 吳興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