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遺址的重大考古發現代表了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發展進程中的重要一環。出土文物種類豐富，除了展現日常生活面貌的陶器、石質工具之外，還包括銅器、金器、玉器、象牙、絲綢等品級較高的遺物，構成了三星堆文明的核心内容，且主要見于八個特殊的“祭祀坑”之中。其中絲綢是三星堆遺址最新發現的一類物品，尤為引人矚目。

三星堆遺址二号坑（K2）出土絲綢殘留物 作者/供圖

　　通過重新排查一、二号坑部分出土物，研究人員在銅眼泡、銅尊口沿、銅蛇形器、銅人頭像等13類器型、40多件器物上發現大量具有平紋、斜編組織結構的絲綢殘留物。在新近發掘的六個坑中，目前已有三号坑、四号坑、六号坑、八号坑發現絲綢殘留物或能夠佐證絲綢殘留物存在的絲蛋白信号存在。從形貌上來說包括絹、绮和編織物等不同的品種。三号坑和八号坑中已發現兩種不同風格的絹，其中前者較為稀疏，後者較為密實。在二号坑出土的一件銅眼泡上發現有绮的殘留物。

三星堆遺址祭祀區四号坑（K4）出土絲綢殘留物 作者/供圖

三星堆遺址祭祀區八号坑（K8）出土絲綢殘留物 作者/供圖

　　三星堆遺址絲綢的出土背景可以概括為五個方面。第一，僅見于三星堆地點六個特殊的“祭祀坑”，與絲綢共存的遺物均為當時的高等級物品，包括銅容器、銅像設、銅挂飾、玉石禮器及儀仗器、金面罩及金飾、象牙及象牙雕、海貝等。此外五号坑和七号坑的發掘和研究工作還在進行，埋藏遺物中不排除也包含有絲綢。第二，大多為已經炭化了的絲綢殘痕，未見完整形态的絲綢制品。最大的一塊樣品發現于八号坑，面積不足1平方厘米。第三，出土位置包括附着在器物表面、包含在灰燼層裡、包含在填土裡3種情況。附着在器物表面的樣本量最多。灰燼層裡發現的絲綢以四号坑為代表，填土裡則以六号坑發現的絲蛋白信号最值得注意。第四，有絲綢附着的器物僅限于銅器，而同坑共存的玉器、金器、象牙制品等器物表面尚未發現。這種偏差可能與目前觀察與檢測的數據量不夠有關，也可能表明在各類高等級物品中隻有銅器普遍需要用絲綢包裹。第五，可觀察到形貌的絲綢殘留物包括絹、绮和編織物等不同的品種，絲織技術已經較為發達。

大立人像 K2②：149、150 作者/供圖

銅大立人像線圖K2②：149、150 作者/供圖

　　絲綢并非日常生活用品，在曆史早期主要事鬼神而用之，有着特殊的含義。從出土背景來推斷，三星堆遺址絲綢的用途可能包括祭服與祭祀用品兩類。

　　二号坑出土有一件與真人大小相近的身着華服的銅帶座立人像，頭戴高冠、身着華服、立于高台之上，所代表的人物形象社會地位很高，不排除就是三星堆王國中的宗教首領或大巫師之屬。三星堆絲綢工藝已經比較成熟，組織結構上來說至少包括平紋織物、斜編織物，完全能夠生産出絲綢服飾。但無論原料還是絲織技術，絲綢服飾不可能會普及，而為處于社會金字塔頂端的某些少數群體所獨享，既是珍貴資源與技術的壟斷，也是特殊身份地位的象征。大立人像所代表的大巫師正是這樣的群體。因此，這位正在舉行祭祀活動的大巫師形象，身上所穿的華麗服飾很可能就是絲綢制品。

　　絲綢作為祭品可能有兩種形式，一是作為祭品直接獻給神靈，二是作為助祭品，包裹青銅器或玉石器等祭祀禮器。這兩種形式在三星堆遺址中都可能存在。

　　研究人員在三星堆遺址四号坑的灰燼層裡檢測出絲綢。有幾個考古現象值得注意：一是傾倒的灰燼層鋪在器物層之上，從坑的東南角向其他方向傾斜；二是灰燼層包含内容豐富，除了大量的竹木炭屑，還包含有陶器碎片、金箔片、銅渣、紅燒土顆粒等遺物。這些現象表明，灰燼層可能是在四号坑填埋不久前經過燃燒所得。一、二、三、四、七、八号坑埋藏遺物皆呈現出象牙在上層、銅器在中間層、玉石器在下層的趨勢，不同坑出土的遺物又可拼對，顯然是有意而為之的。加之這些坑相對集中地埋藏在一個不大的區域内，方向具有一緻性（其中七、八号坑短軸方向為南偏西，其他坑長軸方向為南偏西）。表明這些坑的形成盡管不是為了單純地祭祀，但在器物埋藏過程中應該也是會舉行一些儀式性活動的，包括對部分遺物的有意損毀，以及對絲綢的燃燒。四号坑灰燼層可能就是這樣的儀式性活動的産物。

　　三星堆出土的絲綢殘痕，在銅面具、銅人頭像、銅容器等不同器類上都有發現，而這些遺物無疑屬于與祭祀活動有關。絲綢普遍發現于不同種類的銅器之上，既有可能是包裹這些祭祀相關用品，處于輔助地位；也可能是祭品，與銅器處于同等地位。絲綢屬貴重物品，目前僅發現于幾個特殊的“祭祀坑”之中，充分說明它在三星堆文明祭祀體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大銅樹 K2②：94 作者/供圖

大銅樹線圖K2②：94 作者/供圖

　　絲綢是溝通祖先與聯系天地的中介。《禮記·禮運》記載：“治其麻絲，以為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而随着絲織業的發展，絲綢蘊含的文化意義彰顯，所賴以存在的蠶和桑也被賦予了神聖的色彩。扶桑正是被神話了的桑樹，而三星堆遺址二号坑出土的Ⅰ号青銅神樹可能就是扶桑的實例。沿着扶桑樹上下是溝通天地的途徑之一，這棵銅樹上的爬龍蜿蜒而下，正表明它是從天上來的。蠶與桑的神聖性質，正在于蠶絲制品生産的發展，以及蠶絲制品在使用過程中精神文化意義的凸顯。

戰國銅壺上的采桑圖 作者/供圖

　　四川地區經考古發掘出土的與絲織業有關的實物及圖像資料不多。1965年在成都百花潭中學發掘的十号戰國墓，出土一件嵌錯宴樂水陸攻戰圖的銅壺，圖像第一層右面一組為采桑圖，人物皆着長裳，上部有桑樹兩株，枝葉茂盛，每株上各有兩人用籃采桑，下有人用籃運桑，另有一人歌舞助興。展現出戰國時期四川地區絲織業發展的繁榮景象。三星堆遺址發現的3000多年前的絲綢殘留物，表明至遲在商代西南地區四川盆地已經步入絲綢時代，且絲織業有了一定的發展。但由于絲綢實物不易保存，考古發現具有偶然性，現在還難以勾勒出先秦時期古蜀地區絲織業的發展軌迹。

　　三星堆遺址出土的絲綢是目前四川盆地乃至西南地區發現的最早的絲綢，對于充分認識我國早期絲織業的發展以及在西南地區的傳播提供了重要材料，也為蜀地繁榮的絲織業的發展提供了一個早期的源流。絲綢與青銅器、金器、玉石器及象牙等貴重物品共同發現于三星堆“祭祀坑”之中，特殊的出土背景對于正确解讀絲綢的用途、功能及文化意義提供了一把鑰匙，也将幫助我們更全面地認識三星堆文明的經濟水平、紡織工藝、祭祀體系、社會信仰。絲綢在中華文明起源和早期發展階段發揮了重要作用，但目前中國商代及以前的絲綢實物發現還很有限，研究也很薄弱，三星堆或許是一個突破口。

　　（作者單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作者：許丹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