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樓俦 耕織圖

宋朝較以往更重視農業生産和農村建設，在“重農”的同時也不“抑商”，這為發展鄉村旅遊提供了寬松環境。宋朝鄉村旅遊業的繁榮，為經濟發展和國家稅收做出了貢獻。

近500位詩人留下了田園詩，總數超過4000首

宋朝大批具備文人和官員雙重身份的旅遊者走進鄉村，體驗鄉村生活，成為一道新景觀，這從他們創作的大量田園詩中就能看出來。據統計，有近500位宋朝詩人留下了田園詩，總數超過4000首，其中：範成大140首，楊萬裡75首，蘇轍36首……這些數字大大高于前代類似作品，宋代以前田園詩被認為寫得最好且詩作較多的是陶淵明和王維，他們留下的田園詩都隻有30首。

宋代鄉村旅遊者中還有一個特殊人群，就是應試的士人，在隻能用腳一步一步完成長途旅行的情況下，有人索性把漫長枯燥的旅途變成了一路上的“鄉村遊”。條件好的學子出行時還會帶上一個或幾個仆人，或者幾個學子結伴而行，這其實也是一個龐大的旅遊群體。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各地來京城應試的“貢舉人集阙下者萬四千五百六十二人”，由此拉動起的“鄉村遊”幾乎成常态化，可以想見，他們也帶動了鄉村旅遊的繁盛。

農民辛苦勞作，農閑時也希望得到放松，他們既是鄉村旅遊的組織者，也是鄉村旅遊的參與者。蘇轼在《和子由蠶市》一詩中寫道：“蜀人衣食常苦艱，蜀人遊樂不知還。千人耕種萬人食，一年辛苦一春閑。”農業生産的發展，農村生活條件的改善，使農民也具備了旅遊的興趣與渴望。

鄉村旅遊因地制宜：觀賞農事、賞花、“鬥草”、放風筝

旅遊者走進鄉村，自然要觀賞農事。詩人範成大在鄉間看到百姓插秧苗，禁不住停下腳步細心觀看。理學家朱熹來到鄉間，看到稻谷已經成熟，寫下了“禾黍誰言不陽豔，晚炊流詠有餘香”的詩句。在宋朝詩人的筆下，幾乎所有農事活動都被寫入詩中，有的還“去鋤南山豆，歸灌東園瓜”，親自體驗農業勞動。

春天，鄉村百花盛開，“往來車馬遊山客，貪看山花踏山石”，像蘇轼那樣的“花癡”，甚至“隻恐夜深花睡去，故燒高燭照紅妝”。一些鄉民看到種植花卉能帶來商機，就有意識大量種植以吸引遊客，“武陵儒生苗彤，事園池以接賓客。有野春亭者，雜植山花，五色錯列”。洛陽等地素以牡丹著稱，當地還組織起牡丹花會，賞花也賣花，歐陽修曾記載說，花會上“姚黃一接頭，直錢五千”，說的是稀有牡丹花品種“姚黃”價格非常昂貴，種花、賣花甚至嫁接新品種成為一部分鄉民吸引旅客并實現緻富的手段。

各地在發展鄉村旅遊中因地制宜，推出自己的特色，如洛陽主打牡丹，成都附近的鄉村則開發出“遊江”“蠶市”等活動。

在各地鄉村旅遊中，還流行着許多人們喜聞樂見的遊戲活動。宋時，一種叫“鬥草”的遊戲在廣大鄉村十分盛行，它分為“文鬥”和“武鬥”兩種，“文鬥”是比關于花卉百草的知識，看誰懂得多；“武鬥”是雙方各采摘具有一定韌性的草，相互交叉成十字狀，各自用力拉扯，以不斷者為勝。在宋朝，“鬥草”遊戲深受成人和兒童的喜愛，範成大在《春日田園雜興》中寫道：“社下燒錢鼓似雷，日斜扶得醉翁回。青枝滿地花狼藉，知是兒孫鬥草來。”

宋朝鄉村旅遊中還有蕩秋千、放風筝、鬥雞等流行的娛樂活動，其中蕩秋千是寒食、清明前後踏青郊外遊的一項“保留活動”，被稱為“半仙之戲”。放風筝也非常盛行，“萬人同向青霄望，鼓笛聲中度彩球”。當時還流行一種玩法，清明節時人們将風筝放高放遠，之後将線割斷，讓風筝帶走一年的“黴氣”。

鄉村旅遊繁榮了鄉村經濟，也為朝廷增加了稅收

鄉村旅遊的興盛帶動了經濟發展，宋朝的旅店業等較以往有極大提升，與這股“鄉村旅遊熱”有着密不可分的關系。

宋朝之前，旅店業的主要經營者是官府，基本是為國家驿站系統配套服務的。宋朝以後，在鼓勵商業活動以及旅遊業興盛的背景下，私營旅店業開始興旺發達，不僅大城市裡旅店林立，而且廣大鄉村也到處開設了旅店，在宋人的詩文中，“村店”“野店”“郊店”“山店”以及“逆旅”等随處可見，宋仁宗時“朝廷發兵屯定州幾六萬人，皆寓居逆旅及民間”，顯示出鄉間旅店的巨大容納能力。

當時的旅店業經營已較為成熟，不少旅店定價時已與旅遊的淡季、旺季相挂鈎，每到旅遊旺季或者科舉應試期間，“雖一榻之屋，賃金不下數十楮”。臨安錢塘江潮是著名旅遊景點，每到觀潮時，“自廟子頭直至六和塔，家家樓屋，盡為貴戚内侍等雇賃作看位觀潮”，這期間“飲食百物皆倍穹常時”，那時觀潮的人多住在周邊鄉村，旅店費用較平時自然也翻番上漲。

鄉村旅遊帶動的不僅是旅店業，一些人看到了鄉村旅遊帶來的商機，于是投資修建私家園林供人遊覽，類似于現在的公園，園主通過收取“茶湯錢”來獲利。徐大焯在《燼餘錄》中記述了這樣一個案例：“朱勔家本虎丘，用事後構屋盤門内，名泳水園。中有雙節堂、禦容殿、禦賜閣、迷香樓、九曲橋、十八曲水、八寶亭。又毀闾門内北倉為養植園，栽種盆花，每一花事必供設數千本。遊人給司阍錢二十文，任入遊觀，婦稚不費分文。”在這個私人修建的“公園”裡，不僅有亭台樓閣和花卉，還有遊泳池，大門口有被稱為“司阍”的收票員，每張門票20文，婦女和兒童不收門票。

發展鄉村旅遊，吸納了大量勞動人口，旅遊業及相關的旅店業、飲食業、種植業、交通業等都從中受益，進一步繁榮了鄉村經濟，也為朝廷增加了稅收。蘇轼知杭州期間曾上《杭州乞度牒開西湖狀》奏折，講到杭州地區的“酒稅”每年就有20多萬貫，這僅是杭州一地飲食行業為稅收做的貢獻。宋神宗熙甯九年(1076年)，全國各地“草市”為朝廷增加的商業稅高達420多萬貫，約占當時全國财政總收入的10%。宋朝被稱為“最富的王朝”，繁榮的鄉村旅遊業在其中也做出了不小的貢獻。

(作者為文史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