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權圖片 | 呂志耘 攝

　　文稿來源：騰訊文化，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梁啟超是個開明的父親，也是一個高明的教育家，他在性情、品格，以及眼界、胸懷等諸多方面都高人一籌。他的家風與家教，也往往是從大處着眼，小處着手。

　　近些年來，梁啟超的教子之道越來越為人們所關注。一個津津樂道的話題便是，梁氏一門何以能出三個院士，而其他幾個子女也都是各自領域裡十分傑出的人才。這種情形在今天确實能引起很多父母的興趣。

　　要談梁氏的家風與家教，不能不從梁啟超的早期教育談起。至少有三個至親的人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一是他的祖父，二是他的父親，還有一位是他的母親。

　　梁啟超的祖父梁維清為梁氏家風與家教奠定了第一塊基石。梁啟超是廣東新會人氏，1873年2月23日（清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生于新會之熊子鄉茶坑村。梁啟超出生時，梁氏一族遷居此地已有240多年了。

　　在漫長的曆史歲月中，他的高祖、曾祖都是中國鄉村中最常見的普通農民，地位、财富、學識都微不足道。到了他祖父這一代，“始肆志于學”。祖父一邊種地，一邊攻讀詩書，終于考取了“生員”，俗稱秀才，才使得梁家跻身于士紳階層，成為當地受人尊敬的鄉紳。

　　梁啟超四五歲開始讀書，便由祖父悉心指導。他提到祖父當時曾經教他讀過兩部書，一部是《四子書》，另一部是《詩經》。後者既為五經之一，而前者便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四書》，包括《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在内的合集。

　　梁啟超的禀賦以及兒童時代所受到的教育，得自其祖父之處固多，得自其父母之處亦不少。母親是第一個教他識字的人，然而我們所知道的她對梁啟超的教育，隻有六歲時責打一事。

　　據梁啟超回憶，他六歲時，記不得因為什麼，說了謊話。母親發覺後，十分生氣，把他叫到卧房，嚴加盤問。母親本來是慈祥的，終日含笑，很疼愛自己的孩子，但這時卻是一副盛怒的樣子。她命令梁啟超跪在地上，竟“力鞭十數”，同時警告伏在膝下的兒子，如果再說謊，将來隻能做盜賊或乞丐。

　　他的父親梁寶瑛，字蓮澗，人稱蓮澗先生。雖然不曾博得半點功名，但他退居鄉裡，教書育人，也深得鄉民的愛戴。當年，梁啟超從護國前線回到上海，得知父親已于一個多月前去世，曾懷着悲痛心情寫下《哀啟》一文，其中講到，他和幾個兄弟、堂兄弟，從小就在父親執教的私塾中讀書，他的學業根底、立身根基，一絲一毫都來自父親的教誨。

　　在梁啟超眼裡，父親是個不苟言笑、中規中矩的人，在孩子們面前，他總是顯得十分嚴肅。作為父親，他不僅督促兒子刻苦讀書，還要求他參加一些田間勞動，言語舉止也要謹守禮儀，如果違反了家風、家訓，他決不姑息，一定嚴厲訓誡。他對梁啟超說得最多的一句話就是，你把自己看作是個平常的孩子嗎？“汝自視乃如常兒乎！”梁啟超說，這句話他此生此世一直不敢忘。

　　在梁氏家風與家教的傳承中，梁啟超是個承上啟下的關鍵人物。在教育子女的過程中，他自覺地将中西道德熔于一爐，既能“淬厲其所本有而新之”，又能“採補其所本無而新之”。

　　他的教育理念，既有從祖父、父親那裡繼承下來的“義理”和“名節”，強調内心修養、精神陶冶和人格磨煉，又有科學、民主、平等、自由，尊重個性、公民責任等理念。他讓我們看到了以人格教育為主的儒家倫理實現現代化轉換的可能性，以及傳統教育與現代教育相結合的美好前景。他教育九個兒女，不僅個個成才，而且都具有現代知識分子的品格和素養，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梁啟超對九個兒女的教育，首先是基于父愛的教育。

　　他在寫給孩子們的信中一再表示，他對他們的愛是發自肺腑的，自然純真的。他說：“你們須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情感的人，對于你們的愛，十二分熱烈。”這樣的表白有很多，在他寫給孩子們的信中随處可見。這是一種博大的愛、包容的愛。這種愛不僅惠及九個子女，也無私地給予女婿和兒媳。

　　梁思成與林徽因成婚後，他在寫給二人的信中按捺不住他的喜悅之情：“我以素來偏愛女孩之人，今又添了一位法律上的女兒，其可愛與我原有的女兒們相等，真是我全生涯中極愉快的一件事。”

　　有一次，他讀了一整天的書，晚上又喝了點兒酒，就有些醉了，于是，“書也不讀了，和我最愛的孩子談談吧”，便在信裡和大女兒思順聊起了家常，稱贊女婿周希哲“勤勤懇懇做他本分的事，便是天地間堂堂的一個人”。

　　他是勤于給孩子寫信的，也要求孩子經常寫信給他。在他晚年，思順、思成、思永、思忠、思莊都在國外，寫信成為他關心孩子，與孩子交流、溝通的重要方式。他一生寫家信超過百萬字，多數寫于1920年以後。

　　他事情很多，著作、講學、辦雜志、參與各種社會活動，很多信都是午夜之後寫的，字裡行間流露出一個慈父愛子的拳拳之心。百忙之中，給孩子們寫信，讀孩子們的來信，成了他晚年最大的快樂和享受。

　　梁啟超對待兒女，不僅關心他們的學業、工作、生活、健康，更對他們的品性、為人、立身、處世給予細緻入微的指導。

　　在他看來，教育不是别的什麼，教育就是教人學做人，而且是學做一個現代人。講到求知識與學做人的關系，他曾告訴年輕人：“你如果做成一個人，智識自然是越多越好；你如果做不成一個人，智識卻是越多越壞。”問題在于，怎樣才能如他所言做成一個人呢？

　　他說：“人類心理有知、情、意三部分，這三部分圓滿發達的狀态，我們先哲名之為三達德——智、仁、勇。為什麼叫做‘達德’呢？因為這三件事是人類普通道德的标準，總要三件具備才能成一個人。三件的完成狀态怎麼樣呢？孔子說：‘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所以教育應分為知育、情育、意育三方面——現在講的智育、德育、體育，不對，德育範圍太籠統，體育範圍太狹隘——知育要教到人不惑，情育要教到人不憂，意育要教到人不懼。教育家教學生，應該以這三件為究竟，我們自動的自己教育自己，也應該以這三件為究竟。”

　　這裡所講的“三不”——不惑、不憂、不懼，是君子所應具有的德性，也是梁氏家風與家教的核心内容。他的教育理念，說到底，就是要養成每個孩子“三不”的能力。

　　首先是“知者不惑”，他說：“怎麼樣才能不惑呢？最要緊是養成我們的判斷力，想要養成判斷力，第一步，最少須有相當的常識，進一步，對于自己要做的事，須有專門智識，再進一步，還要有遇事能斷的智慧。”做到這幾條，就可以說是“不惑”了。

　　他還告誡年輕人：“我們做人，總要各有一件專門職業。”基于這種認識，他把子女的求學、求職都看得十分重要，認為是立身的根本。思成、思永、思忠、思莊幾個大孩子，從報考專業到在校學習，再到畢業後的職業選擇，甚至成家以後的生計問題，他都親力親為，盡量為他們做出妥善安排，絕不敢掉以輕心。

　　他要求孩子們，畢業之後，不說成名成家，至少先要求得在社會上自立，有自己的事業。他向孩子們傳授治學的方法，強調要細密而踏實，不貪圖虛名，也不急于求成。他希望思莊學生物，思莊不喜歡，他也不強求，反而說：“凡學問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他主張做學問要講一點“趣味主義”，其中就包括“研究你所嗜好的學問”。在他看來，隻有這樣，才能始終保持一種積極探求的精神和勇氣。

　　他告訴幾個孩子，求學時心裡不要總想着将來如何如何，他說：“我生平最服膺曾文正（曾國藩）兩句話：‘莫問收獲，但問耕耘。’”他把這點精神歸納為“無所為”三個字，認為這是“趣味主義最重要的條件”。

　　接着說到“仁者不憂”。他從自己的人生經驗中總結出一點，就是要在生活中保持積極進取的态度。他最怕自己的孩子消極、氣餒、悲觀、憂郁，在一次寫給思順的信中，他談到對思成的擔憂：“我就怕因為徽音的境遇不好，把他牽動，憂傷憔悴是容易銷磨人志氣的(最怕是慢慢的磨)。即如目前因學費艱難，也足以磨人。但這是一時的現象，還不要緊，怕将來為日方長。我所憂慮者還不在物質上，全在精神上。我到底不深知徽音胸襟如何，若胸襟窄狹的人，一定抵當不住憂傷憔悴。你看不至如此吧！關于這一點，你要常常幫助着思成注意預防。總要常常保持着元氣淋漓的氣象，才有前途事業之可言”。

　　他有時也現身說法：“你們幾時看見過爹爹有一天以上的發愁，或一天以上的生氣？我關于德性涵養的工夫，自中年來很經些鍛煉，現在越發成熟，近于純任自然了。我有極通達、極健強、極偉大的人生觀，無論何種境遇，常常是快樂的。”他認為，這就是孔子所說的“仁者不憂”。

　　梁啟超是個開明的父親，也是一個高明的教育家，他在性情、品格，以及眼界、胸懷等諸多方面都高人一籌。他的家風與家教，也往往是從大處着眼，小處着手。

　　他寫給孩子們的每一封信，都傳遞着他的體溫，娓娓道來，透着坦誠、平和、真摯和暖意，種種人生道理就這樣在“潤物細無聲”的訴說中潛移默化地影響着孩子。觀其一生，他就像一個辛勤的園丁，耕耘勞作，心血澆灌，最終結出了豐碩果實，九個子女，個個成才，而且把梁氏家風與家教傳給了下一代。

　　清華研究院的高材生謝國桢曾在梁家任教，他對梁氏的家風家教羨慕到極點，常和同學們說，要學先生，須從家庭學起。

　　儒風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