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裕祿和他的家人?王文凱家風無言，潤物無聲好家風如春風化雨，潛移默化地影響着黨風政風、民風世風高度重視家風建設，要求“各級領導幹部要帶頭抓好家風，繼承和弘揚革命前輩的紅色家風，向焦裕祿、楊善洲、谷文昌等同志學習，做家風建設的表率”焦裕祿以其淳樸的工作生活作風和高尚的人生觀、價值觀，言傳身教，在短暫的生命裡留下了許多感人的家風故事，我來為大家講解一下關于焦裕祿和他的家人?跟着小編一起來看一看吧!

焦裕祿和他的家人

王文凱

家風無言，潤物無聲。好家風如春風化雨，潛移默化地影響着黨風政風、民風世風。高度重視家風建設，要求“各級領導幹部要帶頭抓好家風，繼承和弘揚革命前輩的紅色家風，向焦裕祿、楊善洲、谷文昌等同志學習，做家風建設的表率”。焦裕祿以其淳樸的工作生活作風和高尚的人生觀、價值觀，言傳身教，在短暫的生命裡留下了許多感人的家風故事。

以身作則：“樸素的土氣，就是革命的正氣。”

焦裕祿一生都保持艱苦樸素的作風，他用過的一床被子上有42個補丁，褥子上有36個補丁，衣帽鞋襪也都是縫了又補，補了又縫，雖然破舊得厲害，還是舍不得換掉，同志們勸他換新的，他卻說：“災區群衆比我更需要，目前國家正處在困難時期，咱要為國分憂，過幾年緊日子。如果一個共産黨員整天想的是穿戴吃喝，不講革命工作，那怎麼能行呢？樸素的土氣，就是革命的正氣。等到國家富強了，群衆生活富裕了，我自然也就穿好衣服啦！”焦裕祿患有肝病，家裡人口又多，生活比較困難，可是他堅決拒絕救濟。他說：“蘭考是個重災縣，人民的生産、生活都很困難，我們應該首先想到他們。要把這些錢用到改變蘭考面貌的偉大事業上去，用到改善蘭考人民的生活上去。”

焦裕祿在生命的最後一段時間想帶愛人和孩子們一起回老家探親。從一名貧苦的農民成長為一名縣委書記，這在現在的人看來也是一件風風光光的事情。但他此行卻異常簡單，除了帶孩子們給祖上上墳，就是看望了一些故舊親朋。據焦裕祿的侄媳婦趙新愛老人回憶說：“1964年春節，焦裕祿回家探親。那年，自己剛剛和焦裕祿的侄子焦守忠訂婚，聽說家裡回來了大幹部，于是也來看看。沒想到，焦裕祿穿着一身土不拉幾的灰大衣，腳上一雙布棉鞋，一口博山腔，根本不像個幹部！”樸素，是焦裕祿一生最真實的寫照。

焦裕祿作為蘭考縣的一把手，除了統籌指揮全縣工作，還始終把自己作為群衆的一分子，和群衆一塊勞動，一塊唠家常。他曾說：“我們不是人民的上司，我們都是人民的勤務員，必須和群衆同甘共苦共患難。”他還說，“隻有我們把群衆放心上，群衆才會把我們放心上；隻有我們把群衆當親人，群衆才會把我們當親人”。他是這麼說的，更是這麼做的。在蘭考工作的475天裡，他心裡牽挂的始終是群衆的利益，每次下鄉，都堅持與群衆同吃、同住、同勞動，從來都不享受領導待遇。可以說群衆身上有多少泥，他身上就有多少泥。通過深入交往，漸漸地群衆就把他當作與他們一樣的莊戶人，啥話都願意和他講。焦裕祿與人民群衆打成一片，充分體現出一位優秀共産黨員虛懷若谷的崇高風範。

嚴管子女：“啥是丢人？好吃懶做，貪圖享受，才是真正的丢人。”

焦裕祿經常教育孩子們，不能因為自己是縣委書記的孩子就覺得“高人一等”。母親曾給大女兒焦守鳳做過一件花色衣服，從小學一直穿到初中，不僅小了還滿是補丁。那時候，正是小姑娘愛美的年紀，同學們都笑話她：“縣委書記的姑娘穿的還不如我們呢。”她覺得委屈，便央求父親給她換件新衣服。焦裕祿卻闆着臉說：“縣委書記的孩子并不特殊，要說特殊，隻能是更加愛學習、愛勞動，而不是愛攀比。”

讓焦守鳳記憶最深的是，1963年夏天，她初中畢業，幾家單位提出給她安排工作，話務員、教師、幹事……一個個體面的工作讓她心花怒放，但很快被父親潑了冷水：“這些單位你都不能去，走出學校門就進機關門，你缺了勞動這門課。”焦裕祿親自把她送到了醬菜廠。焦守鳳一天要腌上千斤蘿蔔，切幾百斤辣椒，晚上，兩隻手被辣椒燒得火辣辣地疼，睡不着覺，隻好起來打盆涼水泡手。十七八歲的大姑娘每天高強度地勞動不說，還要挑着沉重的擔子走街串巷吆喝售賣。焦守鳳覺得丢人，哭過，鬧過，但焦裕祿隻認一個理：“别人能幹，你為什麼不能幹？”他對焦守鳳說：“啥是丢人？好吃懶做，貪圖享受，才是真正的丢人。”

焦守鳳工作以後，慢慢地理解了父親。她以前對父親的要求很困惑，憑什麼焦裕祿的女兒就要比别人多吃苦呢？後來她處處吃苦，有時候還會被别人比較，她總是說，焦裕祿的女兒就應該這樣吃苦。焦守鳳所在單位有兩次分房子，她都态度鮮明地拒絕了：“晚上回來能有張床睡覺那就是好的，我不要求多高的條件。”其實焦守鳳家裡的條件比較差，她夫婦、大兒子兒媳以及她女兒和外孫，一家近十口人擠在兩間平房裡。焦守鳳一輩子嚴格要求自己，女兒馮曉紅下崗了，她想讓媽媽向組織說說困難，哪怕幫她解決一個臨時工也行，焦守鳳把當年父親焦裕祿告誡自己的話告訴給她：“自己的路要自己走。”多年來，過得再苦再難，焦守鳳也從沒有向政府提出幫助和救濟的要求。她說：“有困難找政府幫助，在焦家沒有這樣的風氣。”

家風傳承：“焦裕祿的家人這個稱呼，你們幾個做兒女的得當得起。”

焦裕祿病危時，省、地兩級組織的幹部問他：“你對後事有什麼交代，對黨還有什麼要求？”他除了要求死後葬到蘭考的沙丘上外，還特意叮囑他的妻子說：“俊雅，不要哭，你要堅強，要聽黨的話，好好學習，好好工作。我沒想到我走得這麼快、這麼早。這麼多年，你跟着我沒少操心受罪。咱們還有兩個老人、六個孩子，這擔子都壓在你一個人肩上了。你辛苦一點，要教育好孩子，多叫他們參加勞動……困難會有的，領導上會照顧的，但你不要給組織上找麻煩，生活上要艱苦一些，不要伸手向組織上提要求。”

在焦裕祿的影響下，徐俊雅對子女也是嚴加管教。她經常對幾個子女說：“你們如果工作幹不好，人家不會說你們是徐俊雅的孩子，而是說你們是焦裕祿的孩子。”“焦裕祿的家人這個稱呼，你們幾個做兒女的得當得起。”90年代中後期，蘭考剛流行裝電話，在鄉裡當鄉長的兒子焦躍進也興沖沖地打算在家安一個，沒想到這個想法遭到了母親的堅決反對，徐俊雅問他：“你裝個電話，是不是打算在家遙控辦公呢？一鄉之長你不跟群衆同勞動，怎麼了解群衆的想法和困難？”雖然裝個電話不是什麼奢侈之舉，但徐俊雅想的不是裝電話的問題，而是這個舉動背後的意味。在徐俊雅看來，當年焦裕祿當蘭考縣委書記的時候，用一雙“鐵腳闆”走遍了蘭考的鄉村，焦躍進作為一鄉之長更應該如此。

徐俊雅始終不忘焦裕祿臨終前的囑托，“日子再苦再難也不要伸手向組織上要補助、要救濟”“你要把孩子們教育成為紅色的革命接班人”。這是丈夫的遺訓，也是焦家的家規。幾十年裡，徐俊雅堅持符合老焦這兩句話的事就做，不符合的“說出個天來也不行”。後來，徐俊雅也做過縣裡領導，但她沒有為自己或子女謀過半點私利。徐俊雅時刻用實際行動教育自己的孩子，将焦裕祿精神傳承下去，影響着身邊的每一個人。

焦裕祿二女兒焦守雲曾在焦裕祿祭日代表全家寫過《給父親的一封信》，信中說，“您去世後，我們一直記得您臨終前的囑托，日子再苦再難也沒有伸手向組織上要補助、要救濟……早已過了不惑之年的我們，同樣也是食人間煙火的普通人。像其他人一樣，我們也面臨着‘票子’‘房子’‘孩子’等種種生活中的難題。家中一樣有人下崗，有人待業。雖然也有人當上了‘七品’縣官，但大多數都在普通的崗位上踏踏實實地工作着。我們無論過得好與不好，都記住您的教誨，靠自己本事生活。我們姊妹6人都是共産黨員，都可以無愧地對您說，我們都是您的好兒女”。

（作者系開封市政府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焦裕祿幹部學院原黨委委員、副院長）

來源：中國青年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