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本簡述

一、抄本的名目

在雕版印刷發明之前，圖書主要以抄寫流傳，其載體先是竹木簡與帛素，随着紙的發明，尤其是植物纖維出現以後，人們便開始利用紙作為書寫材料。但在東漢時，簡和素依然的書籍的主要材料。即使到了魏晉時代，紙書漸多，但官府公牍仍以簡為主。直到東晉末年，桓玄下令“古者無紙故用簡，今諸用簡者，宜以黃紙代之”（《見太平禦覽》卷605），紙才成為普通的書籍材料。而在東漢至南北朝期間，曆史、思想、文化、科學諸領域著作層出不窮，佛教的傳入與道教的流行又産生出許多新學問、新知識，書籍的數量大大超邁前代。這些書皆寫于紙上，由于原材料與抄寫都很便利，因而書籍的生産、流傳、收藏也較為容易，不僅使政府藏書大為充實，同時也出現了衆多的私人藏書家。據史籍記載，南北朝時書籍已趨于商品化了，不僅有書店，還有專門以抄書為業的行當。特别是在那佛教盛行的時代，一些重要的佛教經典社會需求面廣量大，代抄佛經随即成為熱門營生。這種風氣一直沿續至唐五代。按理，宋本除刊刻當代人著作或許出自稿本者外，凡刊刻五代以前著作大多源于抄本。但我們現在所能見到唐五代以前的抄本，以佛經居多，文史、語言、藝術等類古籍頗為鮮見。

宋代雕版印刷既盛行，從而刻本取代抄本成為圖書流傳的主要形式，但抄本並未因此消亡。因為傳世書籍衆多，有些書出于某種原因無法刊刻；或者人們因不獲刻本而需通過抄錄以補充藏書或配殘本之缺；或者有的書出于特殊需要編纂，如帝王實錄及出于個人治學所用的節本、彙編本，隻要抄寫便足敷使用；而《永樂大典》、《四庫全書》這樣的鴻篇巨帙，官方也無力付梓；也有純粹出于愛好玩賞而抄寫；種種因素，使得抄本依然成為圖書流傳不可或缺的形式。可見，在印刷術已流行的時代，抄本的并行流傳在某種程度上補充了印本的不足。

有這樣一個人所共知的現象，即流傳至今的宋元抄本極少，而明清抄本尤其是明代中期以後的抄本數量很大。僅就《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而言，其總共收錄善本古籍5萬6千餘部，其中抄本（主要是明清抄本）有1萬7千餘部，居總數近三分之一，數量之多可見一斑。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宋元舊本到了明代日見稀少，為使流傳，藏書家、學問家争相傳抄，畢竟翻刻費時費财，而抄錄則容易許多，至少能起到為古籍續命的作用。此外，明代刻書追求形式與數量而不講究校勘質量成為惡習。陸容《菽園雜記》指出當時刻書之濫，“今士習浮靡，能刻正大古書以惠後學者少，所刻皆無益，令人可厭。上官多以饋送往來，動辄印至百部，有司所費亦繁”。所謂官吏用以應酬饋贈之書，即俗稱“書帕本”，往往追求時效，不顧質量，衍奪訛誤，所在多是，後人遂有“明人刻書而書亡”的批評。這也是明代尤其是明中後期藏書家抄寫圖書風氣大開的重要因素。由于宋元舊本難覓，當時有的名家抄本轉眼亦成為孤本秘籍。清代藏書家仍然保持着抄寫稀見舊本的風氣，為适應乾嘉時代整理古籍的需要，有的刻本包括叢書本（如《知不足齋叢書》），不少是據抄本翻刻。那麼我們重視抄本，重視對抄本的研究應當不言而喻的。但事實上並非如此。以明代版本研究為例，許多版本學者更為關注的是明代的印本，由于明代的印刷品不僅數量前所未有，各朝代與官私坊刻皆有各自特點，再加上活字、套印術的發展，饾版、拱花術的發明，可供研究的内容極為豐富。而論及明代抄本，專家們往往輕描淡寫，未予深入研究。其實，明代抄本大有研究之處，且不論其文獻價值，即就衆藏書名家的抄本而言，那一家不是特色鮮明，風格獨具。何況還有很多具有重要版本價值的抄本至今未詳其出處，需作個案考證。前輩冀淑英先生曾寫過《關于穴研齋抄本》一文（見陳紅彥所編《冀淑英文集》），如大家拜讀過，相信會對明抄本的認識與研究有所啟迪。因此我認為，如果不對與印本同樣活色生香的抄本作深入研究而談版本學，至少是不全面不完整的，在這方面，有許多事情要做，需要大家下苦功夫。

曆來公私藏家著錄抄本的名目繁多，茲就常見的“寫本”、“精抄本”、“影抄本”、“舊抄本”四種作相關闡述。

先說“寫本”。昔人每将寫本與稿本、抄本相區别，如唐五代以前的抄本（尤其是流傳衆多的佛經卷子本）、明清兩代官修書抄本及出自名家之手的抄本等，皆以“寫本”稱之，並見諸書目著錄。其中也有一種情況，即對稿本（主要指謄清稿本）抑或抄本未能加以辨别定奪時，版本目錄家們每每權以較為模糊的“寫本”著錄之。這種說法與著錄雖然至今仍在沿用，但從學術角度而言，尚欠嚴謹規範。相對印本，無論是稿本還是什麼形式、時代的抄本，都應當歸類于寫本。當然，如果從實際出發，對各公私目錄的著錄有所了解，或者說這樣的著錄已約定俗成，不影響我們對版本的判斷，那麼“寫本”這種名稱就有廣義與狹義兩種涵義了。

再說“精抄本”。這個名稱可從形式與文章内容兩方面解釋。從形式而言，紙墨講究（包括用紙風格獨特）、書藝精妙（或抄寫工整不苟）的抄本，人們每視為精抄，如官家與著名藏書家的抄本。又因為藏家重視，插架珍庋，钤印題識，流傳有緒，複為之生色。從文字内容而言，經三複校正，令文字無訛、内容勿缺之抄本，相對普通傳抄之本，自然堪稱精抄。不過，要從文字内容評價抄本之精粗，需覓他本費時費力校勘，並非一時所能獲知，故編目者往往是從形式上予以認定，這種認定對于專門學問家、文獻的使用者而言可能會起誤導作用，因為他們的“精抄”理念往往與編目者不完全一緻，他們主要是從文字内容角度理解抄本之精粗，所以我們在編目時要慎用“精抄”這個名稱。

所謂“影抄本”，又稱“影寫本”，系用薄而細潔白紙覆蓋在原本之上，按照原本樣式，一絲不苟地将文字、版匡、欄線、魚尾乃至刻工等影描下來，力求保持原本面目，乃有“下真迹一等”之譽。影抄本主要是指影抄宋元本，由于宋元本稀見，甚至後來失傳，影抄本綿延一線之傳，故為世人所珍重。這是明代抄本中的一朵奇葩，清代藏書家亦仿而效之。在明代及清初的影抄本中，要數常熟毛晉汲古閣的影抄本最為精美，無論紙墨與寫工質量均屬上乘，傳世品種相對也多。因此，清代孫從添《藏書紀要》、官方的《天祿琳琅書目》乃至當今學術界許多學者都認為影抄本為毛晉所發明，“毛抄”也成了影抄本的代名詞。但這樣的認識並不确切。檢覽毛晉之子毛扆所編《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李衛公文集》下注“史臣紀家影宋抄本”；《徂徕文集》下注“宋闆影抄，周石安收藏”；《祖龍學文集》下注“影宋闆舊抄”；而在《杜工部集》下毛扆稱，“先君當年借得宋闆，影抄一部，謂扆曰：‘世行杜集幾十種，必以此為祖，乃王原叔本也。’”可見該目所著錄的大多是收得前人的影宋抄本，隻有當時底本難得的自家所抄，才予著錄，影抄自家收藏之本則不予著錄，否則難稱“秘本”。從理論上說，早在毛晉之前的明代正嘉間既行影刻宋元本之風，那麼其時必定也有影抄之本，隻不過缺少實物佐證罷了。但也並非沒有蛛絲馬迹可尋。根據錢曾《讀書敏求記》、黃丕烈《士禮居藏書題跋記》等文獻記載，明正德間有蘇州藏書家柳佥字大中者，曾摹寫宋本唐人詩數十種（見葉昌熾《藏書紀事詩》）；而上海圖書館藏有柳氏手抄宋刻書棚本《渑水燕談錄》，其版式行款一依宋本，雖不若毛抄精當，但目錄後“臨安府太廟前尹家書籍刊行”那條刊記抄寫得卻也神似，黃丕烈題跋明确指出，觀其行款及避諱處，當是宋本影寫者。在沒有更早資料發現的情況下，可以說柳氏是開了影抄風氣之先。在毛晉之後，較為著名的當推錢曾述古堂影抄本，其質量可與毛氏比肩。至于徐乾學傳是樓、鮑廷博知不足齋、黃丕烈士禮居等雖也承襲遺風，但精工終不及毛氏。關于“毛抄”我還想多說幾句。影抄本除非底本漫漶莫識，一般很少出現誤字，但有的毛抄卻有許多白粉填改之處，譬如甯波天一閣所藏的《集韻》便是如此。大家千萬别誤解成這是抄工筆誤的改正，而是後人（可能就是毛家）根據别本校改所緻，問題是這種校改往往不作任何說明，使人摸不着頭腦，以緻讀者忽略誤解。因此，遇到這種情況，得好好研究琢磨，搞清其校改的來龍去脈。

至于“舊抄本”的名稱，為過去藏書家所習用。大凡對不詳年代的抄本，約抄于乾嘉以前者通稱“舊抄”，在鑒定著錄上并不嚴謹。與之相對，抄于晚清者稱“近抄”，抄于辛亥革命以後者稱“新抄”。這與金石界著錄碑帖拓本相仿。不過，如果能确定為明代或清代某朝抄本，即直接著錄之，如果約略知道抄于雍正以前，則著錄為“清初抄本”。雖然現在編目著錄已不用“舊抄”這個較為含混的名稱，但我們了解了這種情況，就可以在利用舊時藏書目錄時較好地理解與把握有關信息，以作出恰當的判斷。

二、抄本的價值

後世藏書家之所以重視抄本，亦仍然離不開版本的兩重性。其一是文物價值。由于曆史原因，宋元以前的抄本保存至今者已稀如星鳳。諸如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律藏初分》（抄本西涼建初年間）、上海圖書館所藏《維摩诘經》（抄于北魏神龜元年）、故宮博物院所藏唐吳彩鸾抄本《刊謬補缺切韻》、上圖所藏宋葛長庚抄本《華陽隐居真诰》等，藏家無不視為鎮庫之寶。而出于名家抄寫，其書法輔以精妙紙墨，自然亦是不可多得的藝術珍品。我國的書法藝術堪稱國粹，人們出于對書法的喜愛，從某種角度講，亦是雕版印刷發明之後抄本依然流行、受到重視的原因之一。唐五代以前的抄本，那怕出于抄胥之手，書法都極富藝術感，并具有不同時代崇尚的書法特點。可以想象，倘若粗劣的雕版印刷品，是難以取代抄本被人們所接受的。宋代刻書之所以在寫、刻、印三方面刻意講究，湧現出不少精品，多少也是受到抄本挑戰的結果。要改變人們的習慣，須有充分的影響力。因此，諸如明姚绶抄本《鬥南老人詩集》（天津圖書館藏）、吳寬抄本《明太祖文》、祝允明抄本《夷堅丁志》、俞弁抄本《剡溪詩話》、清查昇抄本《八代詩揆》、缪曰藻抄本《續書譜》、鄭燮抄本《寶顔堂訂正丙丁龜鑒》、陸時化抄本《江邨銷夏錄》、紀昀抄本《禦制題明世子朱載堉琴譜》等，皆具有很高的文物價值。

其二是文獻價值，即評估抄本之精粗、價值之高低，更注重其版本的文字内容。如何判斷呢？大緻有這樣三種情況應當注意把握。

第一，該書是否刻印過？如果沒有印本隻有抄本，而且抄本亦屬稀見，那麼抄本的價值就很顯著了。譬如，清内府四色抄本《進瓜記》（藏上圖），這部明代傳奇（作者王昆玉，生卒不詳）當初是專供太上皇帝乾隆看戲時用的一個抄寫副本，既未刊刻，也不會抄第二部。曆史上有些古籍是出于類似特殊需要而編纂，隻要抄寫就足敷應用，本不為了流傳，而一旦抄寫之本不傳，其文獻亦随之亡佚，古往今來，這種令人扼腕的事情發生很多，而這部《進瓜記》能得以流傳至今，真屬幸運無比，倍見珍貴。

第二，原書雖曾刻印，但印本現在是否存世？如果印本已亡佚，僅賴抄本流傳，或者印本已殘缺而抄本完全，那麼抄本同樣十分寶貴。譬如明姚咨抄本《春秋五論》（藏國圖），該書是宋代溫陵人呂大圭的著作，舊時有宋元刻本的記錄，但人間罕有流傳。據姚氏跋語，這個本子是他從“故編修王堯衢懋中家藏本”抄得，而王家的那部抄本早已失傳，惟賴姚氏這部抄本留存該書面目。這部書曾經範氏天一閣收藏，曆經四百多年，雖早從天一閣散出，尚能安然無恙，别說孤本堪可寶愛，就是呂大圭在九原之下也會作揖不止。又如明内府抄本《三國志》（藏上圖）六十五卷全帙，其所據底本是元大德十年（1306）池州路儒學刻本，舊時甯波天一閣曾藏有一部，今已不知所在。檢覽《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元大德本僅存六卷殘本（分藏國圖、上圖），那麼這部明代皇家抄本乃現存保留元本舊貌最早的本子，彌足矜貴。再如清浙江歸安藏書家嚴元照（1773——1817）抄本《儀禮要義》（藏上圖），亦十分著名。在嚴氏藏書中，最為顯赫的就是宋刻本《儀禮要義》五十卷。這部宋本是他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變賣家藏古籍，共花了二十六萬錢購得，那年他隻有十八歲，遭到衆人嗤笑。但世上畢竟有知音，校勘家顧千裡在為張敦仁校刻《儀禮注疏》時，即據此宋本補北宋景德本《儀禮疏》之缺，並稱之為“天地間第一等至寶”。但嚴氏是個窮書生，為了維持生計，他清楚這樣的重寶遲早要歸他人，于是先後手抄了兩部。之後各家抄本，皆從嚴氏手抄本輾轉傳抄而來。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任事《儀禮》的徐養原所用的本子，也是從嚴氏抄得。果然，嚴氏後來出于無奈，将宋本賣給了阮元，轉歸皇室。如今這部宋本不可蹤迹，而他的兩部手抄本總算幸運地流傳下來，不過藏在南京圖書館的那部，在清末流入丁氏八千樓時已殘存十二卷，隻有上圖這部嚴氏第一次手抄本保存完整，而且遞經盧文弨、徐養原、顧千裡校勘，其價值可與宋本同等看待。

第三，抄本與刻本在文字上有否異同？如果抄本祖述原本，文字無訛，而刻本屬輾轉翻刻、校勘不慎甚至經過删改，則抄本可校補刻本的不足。如宋王闢之所著《渑水燕談錄》，明商濬刻《稗海》本僅錄二百八十五條，缺失或删節殊甚，而前面講到的明柳佥抄本則有三百餘條，與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記載條數差近。又如明楊慎所著《均藻》，乾隆時四川羅江人李調元曾刻入《函海》予以通行。但校以上圖2000年購入的翁氏藏書中的清初抄本，發現文字頗有出入，知此書在流傳抄寫過程中已失舊觀，而這部清初抄本是迄今該書所存最早的一個本子，不失為校勘此書的一個重要版本。

此外，抄本與印本、抄本與抄本之間，若版本源流不同，也值得重視。如清杭州人吳焯（1676——1733）繡谷亭抄本《玉照堂詞鈔》，雖然隻收了宋張镃詞作十五首，但其中《風入松詠栀子花》、《菩薩蠻詠素馨花》、《蓦山溪詠苿莉花》三首為鮑氏《知不足齋叢書》本（凡收七十六首，附《南湖集》卷十）所無，其他各首與鮑刻本也都有文字異同，可知兩本非同出一源，而繡谷亭本在先，自有其文獻與校勘價值。

借此機會，我想對如何評價明清藏書家的抄本發幾句議論。一般而言，明清著名藏書家的抄本都被視為重要善本，大家翻檢一下《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便可知道。因為以傳統的眼光看待，這些抄本皆具有文物與文獻價值，至少兩者居其一。可能在客觀上不是每部抄本都善，但我們要知道，這種傳統觀念的産生並非形而上學，而是建立在這些藏書家固有的品牌效應基礎之上。六十多年前，顧廷龍、潘景鄭兩先生鑒于識别稿、抄、校本之困難，曾着手編纂相關圖錄，以供人們借鑒，後來因借書不易而中辍，轉為編纂《明代版本圖錄初編》。在顧老去世的前一年即1997年，他知道我正按他的意願着手編纂《中國古籍稿抄校本圖錄》，勉勵之餘，送我一包舊照片以作留念。打開一看，是數十幅稿、抄、校本書影，照片雖已泛黃，卻包含兩老當年的心血，十分珍貴。我問老人家為何未編纂成書，他說得不到明清名家如楊氏七桧山房之類抄本作書影，缺乏代表性。可見藏書名家的抄本在老輩心目中的價值與地位。後來我在編纂過程中作過一些校勘比對，發現名家抄本确實非同尋常。如檢覽館藏明楊儀七桧山房抄本《支遁集》，了解到東晉支遁（字道林）和尚的詩文原本早已失傳，現在人們所能看到的傳本，以此楊氏抄本為最早，成了後來抄本與刻本的祖本。難怪莫棠在題跋中激動地說，“此蓋吳下最古最著之抄本也，無意遇之，欣賞曷已！”

事實上在清代，學術界對明清藏書家的抄本作過較為客觀的評價。如孫從添在《藏書紀要》中就有如下說法：

“吳寬、柳佥、吳岫、太倉王元美、昆山葉文莊、連山陳氏、嘉興項子京、虞山趙清常、洞庭葉石君諸家抄本俱好而多，但要完全校正、題跋者方為珍重。王雅宜、文待诏、陸師道、徐髯翁、祝京兆、沈石田、王質、王穉登、史鑒、邢參、楊儀、楊循吉、彭年、陳眉公、李日華、顧元慶、都穆、俞貞木、董文敏、趙凡夫、文三橋、湖州沈氏、甯波範氏、吳氏、金陵焦氏、桑悅、孫西川，皆有抄本甚精。新抄馮巳蒼、馮定遠、毛子晉、馬人伯、陸敕先、錢遵王、毛斧季各家，俱從好底本抄錄。”

“餘見葉石君抄本，校對精詳，可稱盡美。錢遵王抄錄書籍，裝飾雖華，固不及汲古閣之多而且精、石君之校而備矣。”

“明人抄本，各家美惡不一，然必有用之書，或有不同尋常之處，亦皆錄而藏之。然須細心繹，乃知其美也。吳匏庵抄本用紅印格，其手書者佳。吳岫、孫岫抄用綠印格，甚有奇書，惜不多見。葉文莊公抄本用綠、墨二色格，校對有跋者少，未對草率者多；間有無刻本者亦精。”

孫氏是康乾間人，所以僅就明代及清初藏書家的抄本進行評判，他從數量多、抄寫精、底本好、内容全、校勘精、有題跋以及無刻本流傳等多角度揭示了名家抄本的特點，對有些抄寫草率、疏于校勘者亦進行批評。總體而言，對所例舉的名家抄本的價值是予以肯定的。無論褒與貶，關鍵在于，他對這些抄本都摸過、研究過，並告誡人們，“須細心繹，乃知其美”。

但我注意到有些學者沒有摸過書就率意評論。如有一本為學生講古籍版本的書中有這樣一段話，明代“藏書家除名書法家錢谷的抄本字寫得好之外，大多數字都寫得不好，甚至極差。如茶夢齋抄本相傳是姚舜咨的手迹，也同樣抄得不好”。類似的話在其他版本學著作中也看到過。姚咨的字寫得好與否，自然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黃丕烈說姚氏手抄本“可稱三絕”（見《士禮居藏書題跋記?談助》）；常熟瞿氏說姚氏書法“古雅可愛”（見《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南唐書》），而你說他極差，眼光不一，本無可厚非。問題在于這種說法是“相傳”，即道聽途說而來，那就不太嚴肅了。這不禁使人要問：你究竟經眼過幾部明抄本？是否識得姚咨手迹？就說茶夢齋抄本吧，並非皆姚咨手抄，有的是出于門人之手，也有同一部由姚咨與門人分别寫的情況（譬如上圖藏《詩集傳名物鈔音釋》，卷前吳師道序為姚咨手抄，正文系門人所抄）。如果不把客觀情況搞清楚便妄加評論，是會鬧出笑話的。而自己沒有經驗，将别人的著述東抄西湊編成教材為學生講課，豈不是誤人子弟？

三、抄本的鑒定

我在講稿本的時候已說過，鑒定寫本（即稿、抄、校本）比鑒定印本要難，是因為難在寫本個性突出，少有規律可尋，所以更強調實踐經驗，在實踐中琢磨，取得認知。紙上談兵對初學者而言，會有雲裡霧裡的感覺。姑且根據自己的經驗談一下有關明清抄本的鑒定。

1、書法字體。時代有時代的風氣，個人有個人的特點。抄本的代風氣其實與刻本有相似之處。如明代前期承繼元代流行趙孟頫書體遺風；明代中期仿宋刻本的字體，在明抄本中亦時有出現；而萬曆寫刻本的字體實際上就是明末書法風氣的反映（當然亦有異同變化），抄本亦每如是。而清代的抄本尤其是精抄本，其字體與康、雍、乾三朝的寫刻本多同，即所謂“館閣體”。所以從書法的時代風氣鑒别明清抄本可借助刻本進行比較，隻是刻本經過施刀，字體不那麼自然。這是就一般抄本大緻而言。但是對富于個性化的抄本如名家手抄本的鑒定，那就要下大功夫，逐家進行辨識，雖然諸如明代吳門書派對地域抄本書法有所影響，但即便蘇州地區的各家抄本也是不一樣的。因此除了抄本本身之外，還要借助其他墨迹資料（如書作、題跋、尺牍等及其相關影印文獻）熟悉名家手迹。我看到不少有關版本學的書講到抄本的書體，都說明抄本字體飄逸、書法自然，清抄本工整秀麗、書寫規矩。我也說過這樣抽象的話。但如果不懂點書法，難以體會。不要說看抄本，即便看到刻本也會指鹿為馬。顧廷龍先生在教授我們學習版本鑒定時多次告誡，鑒定版本以稿抄校本為最難，要多看名家手迹，同時又要練習書法，以熟悉各時代的書法風氣。並說自己所以習書唐以前寫經之體，就是為了鑒定現存各時代手寫經卷的需要。很慚愧，我沒能做到顧老的要求，總以缺乏藝術細胞原諒自己。但在多看手迹這一點上我作過努力。譬如台灣央圖出版的《善本題跋真迹》，我置于案頭經常翻閱，很有幫助。确實，如不重視各家手迹，即使精于鑒定的版本專家也會失誤，不用說初學者了。譬如上圖所藏清錢氏潛研堂抄本《中興館閣錄》，其中《續錄》卷一、卷七監修國史官至著作郎前半部分及卷八前半部實為錢大昕手抄，又經黃丕烈手校，而楊守敬居然疏忽錯過。其題跋雲：“憶此書前年（1884）在上海醉六堂書店餘曾見之，以索價稍昂未購。當時匆匆閱過，實不知為竹汀手抄、荛圃手校之本也。今為顧卿所得，出以示餘，如寐初覺，始歎‘伯樂一過冀北遂無良馬’未易言也。”餘嘉錫則說：“鑒藏書籍，于前人抄校之本，苟不識其手迹，而第檢所著目錄、題跋以為據，未有不失之交臂者。”兩位前輩就辨認手迹的不易與重要，講了這番發自内心、實事求事的話，使我深受教益。

2、紙張。即便在明清兩代，紙張的名目也很多，但就其用紙質地而言，不外乎棉紙與竹紙兩種。我們現在所看到的白棉紙抄本，大都為明抄，但在明末，不乏用竹紙抄書者。這與刻印本用紙情況是一樣的，如嘉隆間白棉紙印本頗為常見，而萬曆以後印本則竹紙居多。清代有所謂毛邊紙、毛太紙、開化紙（亦稱桃花紙）、開化榜紙、連史紙等名目，實際上都屬竹紙類，隻不過制作工藝有精粗罷了。區别棉紙與竹紙並不太難，而不能忽略的是，明清兩代藏書家往往有各自專門抄書用紙，我們應當熟悉，這對鑒定抄本很有幫助。在此不避煩瑣，将一批藏書家專用紙的特征列表附錄。需作說明的是，雖然這個表格可用以鑒定抄本的參考，但如一味憑信，恐亦有誤，因為藏書家的專用抄稿紙也有借用或贈送之例；而要仿冒也就是翻雕一塊木闆的事情，十分容易。所以除了細心辨認外，還要結合書體風格、印章等方面綜合鑒别。

3、印章。通過印章不僅可以了解藏書源流，更可大緻鑒定抄本的時代乃至誰家所抄。譬如钤有明代人的印章，該本至少不會抄在清代；而影抄本钤有毛晉父子常用的印章，多半便是毛抄了。借助印章鑒定版本，有兩點需把握，但並不容易：一是識讀印文。雖然印文大多用小篆，但也有用金文，或者出現並不規則的變體、省體，參考書雖有《說文解字》、《六書通》及各種金文字典等，但需要下功夫，要留意揣摩明清時代的篆刻藝術風格，並結合相關藏書家、校勘家及專門學問家的生平文獻資料予以認定。二是能夠辨别僞印。常見加蓋僞印的情況有：在新抄本上加蓋前人印章以冒充舊抄本；在抄本上加蓋作者的印章以冒充稿本；在過錄批校題跋本上加蓋批校題跋者的印章以冒充真迹。這些加蓋的印章絕大多數是僞刻的；也有個别雖是真印，但它是後人覓得後加蓋的，與原書的實際情況不符。這種僞印雖然大多制作拙劣，材料甚至是木質的，所用印泥亦差，但對于接觸古籍不多，對一般著名藏書家、校勘家、學者的手迹、印章不熟悉的人而言是較難辨識的，這也是稿抄校本比刻本更難鑒别的因素之一。這就要求我們在工作中注意研究曆代各種公私印章的式樣、印文的風格、钤印的規律以及印泥的質量與顔色。尤其對著名藏書家、校勘家與學者的印章要熟悉，因為作僞者往往利用僞造名家印章牟利。大家可以結合工作實際，多翻閱各種印譜，将各種書影、印譜中的印章與書目中所記錄的印章相互比較、印證，将已知的真、僞印章進行比對，有助于提高印章的辨識能力（但要注意，有的藏書家印譜系經描潤，與實物有差異，不能以之為準）。當然，這要有一個反複實踐的過程與經驗的積累。對初學者來說，向行家、前輩請教，往往能及時解決眼前面臨的問題，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不過說老實話，我也有印文不識的情況）。必須指出，印章隻是鑒定版本的一個旁證，也有舊抄本（或舊刻本）蓋有僞章的，這就不能因為印章僞而否定書的本身價值。因此，要對原書本身作全面分析，這是在鑒定版本中是始終不能忽略的。

4、諱字。利用避諱字鑒定抄本，主要留意清代尤其是康、雍、乾三朝，明代抄本避諱不嚴。譬如清代避康熙帝玄烨諱、乾隆帝弘曆諱，人們即以“玄”字是否缺筆或改為“元”字、“弘”字是否缺筆或改為“宏”字來判斷該本是抄在清初抑或之後、是舊抄還是新抄。不過也要注意兩種情況：一是影抄本往往保留原本的諱字，如“玄”字，宋代亦避諱。二是有的抄本原本“玄”、“弘”字缺筆，後人為冒充舊抄，添上所缺之筆，這就需要根據書法、黑色仔細辨認。

5、題識跋語。有的抄本卷末有抄書者題識，交待了抄寫的時間、地點、抄寫者姓名乃至底本來源，這是鑒别抄本的直接依據。也有的抄本經同時人或後人題跋，對抄本的相關情況也有介紹，鑒定並不困難。但這同樣有一個書體字迹的認定問題，前面已講過，不再贅言。

最後再談一點體會。二十多年前我在主持編制上圖普通古籍目錄時，顧老曾要求我将百數十萬冊普通書都能摸一遍，關照要特别注意稿抄校本，因為上圖自1958年四館合併後，普通古籍未有系統整理過。這項編目工作做了整整十年，因仍存在不少問題，未敢将目錄出版公諸于世，僅抄就一套卡片讓讀者檢索。但我在工作中鍛煉了眼力，先後發現了清臧庸稿本《韓詩遺說》、黃丕烈校跋本《青城山人詩集》、勞權勞格兄弟手抄本《近光集》、《扈從詩》等一批善本，備感欣慰。這種經驗絕不是從課堂或書本上能夠獲得的。因此，大家如果真有興趣，願意坐冷闆凳，孜孜以求做好古籍普查工作，一定也會有所收獲，既增長了才幹，又為這項宏偉大業作出貢獻，實在是樁其樂無窮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