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周

“雌競”，是一個在中文網絡中被發明出來的詞，被用來形容女性之間的“陰險的競争”。誠然，女性競争（Fe－maleintrasexualcompetition，直譯為“雌性的性内競争”）這個概念在學術界确實得到了承認和大量的研究，特别是關于工作場景下的女性内部欺淩現象。亞利桑那大學的一項研究表明，和男性相比，女性報告遭受來自同性同事的欺淩的可能性高了14%~21%。

玻璃天花闆的存在、女性職場位置的稀缺當然要對此負責，但問題在于，女性當然不該是生來就會以一種如此曲折但消耗的方式進行争鬥的。經過近二十年的研究，暢銷書《女孩們的地下戰争：揭秘人際交往中的隐性攻擊》（OddGirlOut:TheHiddenCultureofAggressioninGirls）的作者蕾切爾·西蒙斯(RachelSimmons)認為，女孩們是被社會、父母、教育系統教導得如此“卑鄙”的：她們被期望成為學業和社交都非常成功，并且永遠溫柔善良、不會和他人發生沖突的“好女孩”，但這顯然是不切實際，并且讓女孩們壓抑自我、不堪重負的，于是，女孩們采取了一種隐性的關系攻擊，來宣洩自己的嫉妒和攻擊欲等等負面情緒。

她呼籲社會、父母和教育系統，不要再教導女孩們做“好女孩”，而是成為“真實的女孩”，更為直接、健康地面對自己的負面情緒，不再傷害别人和扭曲自己。這不僅能夠讓女孩之間不再卷入這種陰暗的“零和遊戲”之中，同時，也能從源頭上消滅将全體女性推向“通輸”局面的成年女性“雌競”的硝煙。

隐性關系攻擊：沒有永遠的“BFF”，隻有永遠的“蜂後”

友誼，或者說“關系”對女性而言有多重要？

科學研究表明，對于女性而言，友誼幫助她們應對壓力甚至活得更久。加州大學洛杉矶分校2002年的一項研究（《女性對壓力的生物行為反應：是朋友，而不是戰鬥或逃亡》）揭示，從基因上來說，女性會在面臨壓力時分泌催産素，并用雌激素将其強化，這讓女性天然傾向于在壓力大的時候尋求社交的撫慰，而男性在同樣面臨壓力時會産生更高水平的睾丸素，降低催産素的作用——讓男性傾向于單打獨鬥地戰鬥（或是逃跑）。

從女孩到女人，女性之間的友誼永遠是（或者說，被視為）女性生活中相當重要的一部分，無數的流行文化作品提供了這樣的樣本：《老友記》中莫妮卡和瑞秋從中學開始的閨蜜情，讓莫妮卡毫不猶豫地收容了逃婚後跌至人生低谷的瑞秋；《欲望都市》裡四個城市中産女性之間的友誼支撐着她們應對來自職場、特别是情場的重重挑戰和困境。和成功男性範例不同，這些達成了幸福生活的女性赢家，除了收獲事業和愛情的豐收之外，必須有一個不離不棄的女性死黨常伴左右，才算得上圓滿。這類女性友誼被稱為“BFF”，bestfriendforev－er。在女性的世界裡，友誼的最終目标和獎賞就是“永遠的最好的朋友”，兩個女孩親密無間仿若雙生，手拉着手去廁所，幻想即使在20年之後成立家庭時，也要住在彼此隔壁。

然而，現實世界是殘酷的，你所最渴望的東西往往會變成傷害你的利器。性别研究學者卡蘿爾·吉利根在她的著作《在不同的聲音中：心理學理論和婦女的發展》中指出，男孩往往将日常生活中的危險視為落入圈套之中或者窒息，但女孩将被孤立視為最大的危險，這讓“關系和情感在女性生活中居于首要地位”。因此，在女孩之間，關系攻擊成為了發起和進行“地下戰争”時最趁手的武器。

在相當長的時間裡，社會和科學家們認為攻擊行為僅僅發生在男孩之間的拳打腳踢，女孩們之間是更溫和有愛的，但在20世紀末21世紀初，科學家們開始驚訝地發現，女孩們之間的攻擊和霸淩巧妙地繞過了社會文化對她們的期待，轉向為非肢體的隐性攻擊，女孩們的社交生活被發現是“無情”、“具有攻擊性”、“殘酷的”，這體現在女孩們擅長驟然親密和刹那絕情，頂級密友BBF和絕世仇敵的轉換相當輕易。

“最痛苦的襲擊常常源自最親密的友誼，共享的秘密和對朋友弱點的了解為傷害提供了燃料”。蕾切爾·西蒙斯在《女孩們的地下戰争》中引述了明尼蘇達大學對女孩們的霸淩行為的研究分類。其中最為直接的是“關系攻擊”，女孩們對被霸淩對象不予理睬、回避、威脅絕交，用她們曾經親密的關系當做籌碼和武器。另外一些更為間接，攻擊者避免了直接沖突，将其他人當做工具散播謠言，或者采取“社交攻擊”，試圖通過合縱連橫把被霸淩者驅除出任何可能存在的社交圈，讓她徹底被孤立。

這種攻擊是隐形的：被霸淩的女孩看上去和霸淩者親密無間地在一起玩耍，但很有可能正在被情感勒索和折磨，如果她膽敢不聽從霸淩者的指揮和要求，就會被以絕交為名威脅，或者被刻薄的言語諷刺最在意的弱點。

女孩攻擊最明顯的特點就是“看似不存在”，社會學家安妮·坎貝爾（AnneC.Campbell）在她的《男人、女人和侵略》（Men,WomenandAggression）一書中寫道，女孩從來沒有學過如何用正确的方式表達攻擊，她們隻學過如何“不去表達”。有時，女孩們對你的攻擊隻是沉默以對、白眼相向、避之不及。但請想象下，你隻是個膽怯的“壁花”女孩，當不得不經過擁擠着這樣一群女孩們的過道并被齊刷刷地讓出條道路來，對你而言，整個世界就正在背對着你。然而，家長和老師們對其視若無睹，畢竟你“表面上”毫發無傷。

然而，這種不被重視攻擊的傷害是相當巨大的。被霸淩的女孩往往被西蒙斯口中“有毒的感情藤蔓”所纏繞，費盡心思去猜測為什麼會被報之冷眼的原因，這些隐性的攻擊往往是含糊的，令她們感到費解和精疲力竭。她們時刻生活在被無聲折磨的地獄之中，不停懷疑自己周邊如眼神交流、寫紙條的行為是在針對她，感到自己瘋了，無法信任自己對他人的行為或事件的解讀，這讓她神思恍惚，無心向學。

有些經過了青少年時期有毒友誼的女性，更容易陷進有毒的愛情關系中無法抽身——這種“PTSD”是印刻式的，即使她們成功建立起了自己的成年生活，也對這些過去的傷害耿耿于懷、難以忘卻。8歲時，西蒙斯在她的小閨蜜阿比處遭到排斥的痛苦記憶，在她的碩士階段仍舊困擾着她，她決心搞清楚女孩們的秘密把戲，最終寫下了這本揭穿女孩們地下隐性戰争的調查報告。

在千禧年之初，伴随着心理學家們對于女性霸淩行為的發現，這本《女孩們的地下戰争》和羅莎琳德·懷斯曼的《蜂後和跟屁蟲》（QueenBeesandWannabes）一起，讓美國大衆意識到女孩們的社交生活遠比他們想象的複雜、艱難和殘酷。後者被知名喜劇演員和劇作家蒂娜·菲（TinaFey）改編成了2004年的電影《賤女孩》（MeanGirls，實際上該翻譯為卑鄙的女孩），不僅成為了經典的校園青春片，同時讓女孩們是怎麼在校園中通過卑鄙殘酷的社交方式建立起女孩們權力結構的過程深入人心。

占據了校園等級的金字塔尖、最受歡迎的女孩被稱為“蜂後”，按懷斯曼的說法，“恐懼和控制是其受歡迎的基礎”。“蜂後”富有魅力，并且擅長操控，通過随心所欲地削弱其他女孩之間的友誼，加強自己的權力和影響力，從而淩駕于其他女孩之上。圍繞“蜂後”的小圈子中她最親密和忠誠的閨蜜，蜂後的“BFF”們，則被稱為“幫手”，她們是“蜂後”亦步亦趨的小跟班，被允許在打扮和舉止上相當靠近“蜂後”。“銀行家”則是那些通過搬弄是非來制造混亂為自己謀利的女孩們，因為她們知道，在女孩的世界中，信息就是貨币，通過戰略性地調動信息資源，她們為自己謀得了必不可缺的地位。“漂浮者”，是那些能夠在不同群體間遊刃有餘交友的女孩們，她們有着挑戰“蜂後”的實力，但總是善良真誠待人而不願攪進紛争。而大部分女孩成為了“撕裂的旁觀者”或是“讨好者/追求者/信使”，前者的地位略高，但總被迫挾裹進群體錯誤的決策之中并且人雲亦雲，後者的地位略低，不得不主動攔下各種髒活，比如栽贓陷害和傳播謠言，來用盡全力讨得蜂後以及任何比她地位更高的女孩的歡心謀求階級上升，然而總是被無情地嘲笑用力過度。金字塔的底層是“目标”，即被霸淩的女孩，她們往往陷入到被孤立的境地之中，正如前文我們所解釋的，對于女孩來說，這是最殘忍的酷刑。

在對“受歡迎”的競争中，女孩們将友誼視為籌碼進行了一系列的交易和計算，将摧毀舊關系作為在社交階梯上往上攀登、建立新的“高等級”關系的“投名狀”——沒有永遠的“BFF”，隻有永遠的“蜂後”。《賤女孩》中，林賽·羅韓飾演的“目标”在讓“蜂後”失勢後，迅速迷失、仿佛要取而代之成為下一任蜂後。西蒙斯書中引述的一項研究表明，被欺負過的女孩成為霸淩者的可能性明顯較高，而被她拜訪的很多“霸淩者”，也曾在金字塔底層苦苦掙紮。

傷害背後的焦慮轉嫁：

“好女孩”和嫉妒

問題是，女孩們為什麼如此大費周章地打這種迂回戰，而不直接當面說個清楚來解決彼此之間的問題，或者打上一架來建立起等級秩序？

西蒙斯發現，很多女孩缺乏處理日常沖突的能力。直接的溝通，聽取他人的憤怒和表達自己的憤怒都讓她們恐懼，這會讓她們必不可免地要去想自己是否真的“錯了”或者“有問題”。她們隻能采取曲折的策略，把過錯完全推到别的女孩身上并對進行懲罰：找到替罪羊吸引群體的關注火力；逼迫和操縱自己的朋友通過順從來肯定她們的權威；以及，組織一大群女孩的同盟，試圖通過群體來分擔和淡化自己的過錯。

她進一步指出，這一切的根源在于，女孩們在“褒獎甜美形象的文化中長大”，維持完美“好女孩”的形象對于她們意義重大，故而逃避過錯是她們下意識的第一選擇。同樣，“好女孩”的形象也意味着，直截了當的攻擊性是被禁止的。

在西蒙斯後續出版的《好女孩的詛咒》（TheCurseoftheGoodGirl）和《足夠了：如何幫助女孩超越不可能的成功标準，過上健康、快樂和充實的生活》（EnoughAsSheIs:HowtoHelpGirlsMoveBeyondImpossibleStan－dardsofSuccesstoLiveHealthy,Happy,andFulfillingLives）中，基于對女孩們的田野調查，她用将近二十年的時間更完善地提出了“好女孩”的概念。

她發現，人們期待“好女孩”聰明進取、漂亮善良，并且在學業和社交上都取得成功，近乎完美。同時，“好女孩”幾乎是由一連串“要求”和“限制”構成的、難以平衡的複雜形象：“好女孩”既要熱情，又要文靜；既要聰明，又要缺乏主見、循規守矩；既要受歡迎，又要不至于咋咋呼呼。西蒙斯将之稱為“角色超載”和“角色沖突”，女孩們的方方面面被要求完美融洽，即使它們彼此之間是沖突的。

成為“好女孩”，是靠着無時無刻的自我壓抑和社會規訓來拼命靠近的。但這種矛盾且遙不可及的标準，讓女孩們成為“好女孩”的目标注定失敗，自我接納和自我表達成為了非常困難的事情。

随之，她尋找到了女孩們為什麼如此情感内耗進行隐性戰争的最終解釋：女孩們隐藏着自己的滿懷焦慮乃至憤怒，學會了用一種社會和自我能夠接受的方式去釋放它。女孩們決定“迂回行事”。西蒙斯認為女孩們推斷出來，“進行暗中操控——結合權力和被動——是獲取權力的最佳途徑”。她們很容易發現，這種基于關系的隐性攻擊是被無視、容忍、乃至被欣賞的。

事實上，人們相當歡迎那些描述女孩們亦敵亦友的文藝作品，并且仔細品味從中折射出來的女性的“自我厭惡和不安全感”。作家蘇珊·布萊特 (SusanBright)認為，刻畫了女性友誼陰暗面的的文化産品“往往占據了主導地位”，“進而具有更高的受歡迎程度”。在她看來，“那不勒斯四部曲”是相當典型的例子，充滿隐性攻擊的有毒的友誼，實際成為了一種探索女性心靈的更深的孤獨的文學手段。莉拉對埃琳娜包括搶奪心上人等等一系列“殘忍和操縱”的行為，背後是一種幾乎無法控制的嫉妒：埃琳娜有機會上中學，而莉拉隻能被迫失學。而埃琳娜對莉拉“既崇拜又憎惡”的感情持續了一生，這讓她在某種意義上，體察到了自己的孤獨。

嫉妒，也正是解讀女孩們如何選擇被霸淩目标的關鍵詞。在西蒙斯最初進行女孩間霸淩行為的調查時，她假設了一系列女孩會遭受霸淩的原因，“生理缺陷、肥胖、貧困、不夠時髦”，然而，女孩們真正挑選的霸淩對象，是她們稱作“自以為了不起”的那些女孩，在她們看來，這些女孩自負、愛炫耀、以自我為中心。但西蒙斯發現，女孩們之所以認為這些女孩“自以為了不起”，是因為她們“打破了關于女性特質的規定”，并非是謙遜克制、自我犧牲、友善抱團的，而是“往往流露或閃耀着堅定和自信的光環”，對于自己的個性、身材、性感程度充滿自信，同時也擁有野心和欲望、渴望參與競争，特别是否定自我犧牲和自我克制，而這正是“好女孩”标準的基線。女孩們對于這些打破“好女孩”規則的“害群之馬”深痛惡覺，但她們最終會發現，自己正在深深嫉妒這些“自以為了不起者”，因為她們是更自由的和自洽的。

但嫉妒這種情緒，顯然也相當違背了社會對于“好女孩”的“保持完美、自我犧牲”的期望和要求。女孩們試圖壓抑自己的嫉妒、并且表現出不屑于這些女孩競争，轉而給她們戴上“自以為了不起”的罪責，通過隐性關系攻擊來讓自己好受些。這成為了女孩們無聲無息地轉嫁自己的焦慮的最佳方式。

然而，這種女孩群體間的彼此和自我打壓，最終打壓了女孩們走向成功的道路：堅定自信、熱愛競争被妖魔化和污名化為“自以為了不起”，而這正是通往成功的重要特質。女孩們被迫學會藏起自己的鋒芒，學會人雲亦雲，最終放棄卓越。

這種打壓持續了女孩們的一生，即使在她們成年後。西蒙斯強調，當時整個社會和文化并不鼓勵（或者說相當鄙夷）那些自信強大的專業女性，認為她們是“冰冷僵硬的可怕女人”,“個人生活注定失敗”。

然而，正如心理學家CarolGilligan在《在聲音與沉默之間：婦女和女孩、種族和關系》中所寫道的，“理想的成年女人和女性氣質要求‘她們’無私奉獻，做一個成年人和走向成熟卻要求她們學會獨立和分離”。這些按照“好女孩”标準成長起來的“好女人”，在人生道路上顯然會遭遇到相當的困惑和自我懷疑：為什麼她們從未偏離軌道，但并不快樂，這往往源于她們缺乏健康的情緒感受、自我表達和關系溝通的能力；在成為“好妻子”、“好母親”之後，她們發現沒有得到過社會對她們的“自我”實現的價值的真正承認。令人沮喪的是，世界越來越屬于那些堅強自信、野心勃勃的“自認為了不起的女孩”，例如，以強硬作風聞名的臉書首席運營官雪莉·桑德伯格（SherylKaraSandberg）。

女性通輸：“雌競”和玻璃天花闆

西蒙斯指出，女孩們這些有毒的隐性社交攻擊，往往會伴随她們進入成年。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教授謝麗爾·德拉塞加撰寫了《卑鄙女孩長大了》一書，揭示了那些會霸淩的女孩在長大後，仍舊會熟練使用關系攻擊其他女性，并且往往會更惡毒和變本加厲。成人女性之間升級為了完全體的女性競争（Femaleintrasexualcompetition），同樣有着極大的傷害性，這或許是為什麼“雌競”這個詞（即，雌性競争）在中文網絡上被發明出來并獲得極大的傳播的原因。在女性網民聚集較多的豆瓣小組，關于“雌競”的帖子讨論衆多，回複者都是相當的感同身受。

成年女性之間的隐性攻擊和競争，主要發生的場景從校園轉換到了工作場所。女性稀缺的職場資源帶來的“僧多粥少”的局面，無疑極大地助長了這種“雌競”發生的可能性。

學術界揭示了工作中的“雌競”行為确實存在：2018年，亞利桑那大學埃勒管理學院副教授艾莉森·加布裡埃爾（AllisonS.Gabriel）領導的一項調查研究表明，和男性相比，女性報告遭受來自同性同事的欺淩的可能性高了14%~21%。這項研究表明，當女性在工作中表現得更加自信，諸如在會議上表達意見、分配和負責任務時，她們更有可能報告在工作中受到其他女性的不文明對待。顯然，成年女性們挑選“雌競”目标的判斷标準，幾乎和女孩們挑選霸淩對象的邏輯完全相同，後者幾乎就是前者的預演。

成年女性“雌競”的手段也沒有發生改變，“隐蔽的競争和間接的攻擊是職場女性卑鄙行為的核心。”凱瑟琳·克勞利和卡蒂·埃爾斯特在她們合著的著作《職場中的卑鄙女孩：當事情變得個性化時如何保持專業》中如此總結。這些成年女性會變得“消極好鬥”，通過“抹黑、诽謗和孤立”悄悄地進行“幕後競争”。

最糟糕的局面就這樣發生了，這往往會造就“雙輸”，或者說“女性通輸”。職場“雌競”帶給整個女性群體的傷害是巨大的，它造就了一種緊張的工作氛圍和不利的工作局面。

經過近二十年的研究，雷蒙斯最終相信，從根源上解決這種伴随女性一生的群體“内耗”的辦法，是不再讓女孩們認為自己必須成為“好女孩”。正如她在2008年出版的第二本書的書名指出的，“好女孩”實際上是一種“詛咒”。她認為，社會、父母和教育系統應該鼓勵女孩們成為“真實的女孩”，讓她們和自己的“思想、感受和欲望的強烈内在核心保持聯系”，真正了解自己是誰、自己的真實感受和知道自己所想成為什麼樣的人，從而達到“關鍵的平衡”：在不犧牲自己完整性的情況下，考慮到别人的需求。“真實的女孩”可以坦然面對自己的錯誤，因為她們知道，錯誤也是自己的一部分，而不會在“好女孩”目标壓抑之下采取隐秘的手段宣洩負面情緒和攻擊欲來傷害别的女孩，也扭曲了自己。

雷蒙斯認為，鼓勵女孩們找到自我，是她們學會成為“真實的女孩”的重中之重，這意味着她們要學會“内傾”這種技能：練習自我同情來取代自我批評；不再過度關注外界對自己的想法并思考過多；抵制将自己和同齡人不斷比較的沖動；以及，建立健康的人際關系并在需要時尋求支持。

“真實的女孩”也應當有攻擊性。她們需要學會通過沖突溝通，而不是在壓抑中讓自己的情緒慢慢升溫變質，最後演變成殘酷的隐性關系攻擊。她們也需要學會在健康的競争中釋放自己的攻擊性。同樣研究女孩們隐性關系攻擊領域的心理學家麗莎·達莫爾（LisaDamour），在她的《糾結：引導少女完成進入成人的七個過渡階段》一書中認為，女孩們應該被鼓勵在競争的環境中盡力而為，但也要始終向她們強調良好的競技精神和同理心的重要性。

或許，流行文化中的女孩樣本們應該起到更重要的範例。無論是西蒙斯，還是《賤女孩》的原著作者懷斯曼，都對自己所揭露的女孩們的隐性攻擊，在進入流行文化中後被扭曲成為一種時髦的風氣感到沮喪。“卑鄙”成為了女孩們從電影中模仿、學習并比拼的青少年潮流，隐性攻擊在某種程度上被視為了“女性本質”的一部分并毒害了更多的女孩。為了對沖，有專家建議，流行文化應該更多地提供自信強大乃至兇猛，但樂于助人的女孩形象。然而除了《綠山牆的安妮》以外，這樣的女孩形象真的屈指可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