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風城市拟人化?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以及沈括的《夢溪筆談》——是我們在回溯宋朝的時候，繞不去這三份東西它們在文字和影像上給了我們全方面的感受——感受出宋代在文化、生活和科技上燦若星辰般的成就那些美侖美奂的書畫作品，繁榮喧鬧的生活場景，先進（至少當時）的科學技術水準和産品……不可否認也無需辯駁，從文人和他們所隸屬的文人士大夫階層的角度看——世界是如此美好，它們并不是虛妄和不真實的但是，抛開這些文人以及他們的文字，真實的宋朝真的是這樣的嗎？，今天小編就來聊一聊關于國風城市拟人化?接下來我們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國風城市拟人化

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以及沈括的《夢溪筆談》——是我們在回溯宋朝的時候，繞不去這三份東西。它們在文字和影像上給了我們全方面的感受——感受出宋代在文化、生活和科技上燦若星辰般的成就。那些美侖美奂的書畫作品，繁榮喧鬧的生活場景，先進（至少當時）的科學技術水準和産品……不可否認也無需辯駁，從文人和他們所隸屬的文人士大夫階層的角度看——世界是如此美好，它們并不是虛妄和不真實的。但是，抛開這些文人以及他們的文字，真實的宋朝真的是這樣的嗎？

除了兩手不沾陽春水的“文科生”說的歲月靜好，讓我們看看不那麼文科的，接觸到政策實際和管理實質的“理科生”們是怎麼說的。

宋仁宗年間，包拯（就是我們的黑臉包公包大人）在奏折上議論說這三十多年來朝廷官吏增長了一倍多，比政府真正需要的官員多了幾倍，而且财政收入比前朝增加了兩倍多。于是，他指出了問題所在，納稅的人數沒多大變化，而土地的收成相比前幾年是有減無增，但朝廷的财政收入卻增長得如此多，這是為什麼？原因隻能有一個：當朝征稅已經越來越傾向于橫征暴斂——一下子點到了冗費和冗官兩個弊端，關于宋朝的三冗問題，我們再押後再說吧。

關于宋代稅收之重，晁說之認為：“宋賦、役幾十倍于漢”；朱熹也說：前朝的盤剝之法“本朝皆備”，民衆的負擔不減反增；南宋開國不久，進士林勳在書籍中是這般記載的：“本朝兩稅之數，視唐增至七倍”。畢竟疆域遠不及漢唐，身上還常年背着給遼、西夏、金的“歲币”，宋朝其實“卷”的很厲害，财政數字并不那麼好看。若不是著名的補鍋匠王安石實行變法，搜刮了，不對不對應該叫“開源”多弄回來不少錢，宋朝财政早就捉襟見肘了。但是憑良心講，不修邊幅的拗相公搞錢是有一套，至于這麼搞法老百姓是否吃得消？是沒誰關心的。

宋朝是曆代城市人口率最高的一個時代，原本疆域不大，到了南宋時期的疆域的進一步壓縮，所以到南宋鼎盛時期，城市率可能達到了很高程度。所謂“通都大邑，不耕而食者十居七八”。

《東京夢華錄》上說，每一日從汴梁（今天的開封）城郊趕進城内屠宰的生豬，即有萬頭之多。一個城市有多少人，才需要每日消費萬頭豬？應該少說也有百萬人規模吧。文科生孟元老在《東京夢華錄》這樣描述汴梁之大：“其闊略大量，天下無之也。以其人煙浩穰，添十數萬衆不加多，減之不覺少。”這種略帶浪漫主義的描述隻能讓我們感受到首都人多，但是并沒有什麼卵用。不過根據《續資治通鑒長編》上記載，汴梁人口“比漢唐京邑民庶，十倍其人矣”。再比如，據《宋史·地理志》上記載：“開封府，崇甯（年間）戶二十六萬一千一百一十七，口四十四萬二千九百四十。如果按照上面我們采取的權重5計算，44萬的“口”代表着200萬人口生活在首都。

到了南宋，首都臨安（杭州）按照《夢粱錄》上說：“杭州人煙稠密，城内外不下數十萬戶，百十萬口。”《都城紀勝》也說臨安“戶口蕃息近百萬餘家”。如果計入郊區的人口，即使放棄我們沿用的權重5的計算方法，按照保守估計臨安的總人口是300-550萬人。對比北宋時代，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比如倫敦、巴黎、威尼斯等西歐城市，人口不過10萬，被歐洲人稱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的大馬士革，人口也不過50萬，宋朝首都的人口數字和密度都遠超以上諸城。但是，以上宋朝的數字均為推測，沒辦法，宋朝的數據太不靠譜……之所以我有信心，是因為還有一些沒有被計入戶籍的人群，比如伎、妾、奴……

根據陳振先生所著的《中國斷代史系列：宋史》裡面的數據：北宋時候超過30萬人的超級大城市有3個——開封100萬以上，成都和杭州30萬以上。20萬以上的城市有10個，15萬以上的8個，10萬以上的22個……對比當時的世界主要城市人口，這的确是個驚人的數字和規模。宋朝的城市化率的确很高。但是，我依然不能認同網絡上吹捧的20%甚至30%的數字。

據台灣大學曆史系專研宋史的梁庚堯教授所言：“南宋大部分城市人口比率可能在3%-14%”（梁庚堯著：《南宋的城市發展（上）》）。而在吳松弟所著的《中國人口史·遼宋金元時期》中的的估算數字為12%左右，雖然20%或者30%的城市率是不靠譜的，但是即使是10%左右的城市化率也是很驚人的。以下是浙江和福建部分地區城市化率的統計表（源自《中國人口史》）

沒有誰，也包括我在内，當讀到《東京夢華錄》或者當看到《清明上河圖》的時候會無動于衷。這些個美好，這些煥發勃勃生機欣欣向榮的市井場景，這繁花般燦爛的繁榮景象會讓每個接觸到它們的人都會心旌搖動，熱血沸騰。但是，如同我一貫說的，這些都是文本之上的東西，那些沉默的大多數，那些無人關心的隐藏在文本以外的人們，他們的生活狀況是怎麼樣的？咱們保守地推測來推測去，都認定了宋朝巅峰人口至少有1億人，哪怕遵從了誇張的20%的城市化率計算，2000萬人是“城市戶口”。我的猶豫在于：不管《清明上河圖》還是《東京夢華錄》都着眼和着筆于繁華都市的璀璨，說白了在描摹這2000萬人的榮光。請問，剩下的那高達8000萬人的宋朝平民甚至貧民的日子在哪兒呢？咱們不能總停留在北上廣這些大城市歲月靜好的《清平樂》，不管田間陌頭的《廣寒秋》吧？

随着占城稻這樣的高産作物的引進，科技水平的進步，北宋人均的糧食産量已經相當高了，這“解放”了被束縛在土地的人民——說是解放，但是我們其實很難分辨清楚是人民自動流入城市，還是因為土地兼并或者苛捐雜稅導緻務農成本太高，導緻農民被迫進入城市“搵食”。總之，勞動力被釋放到城市，因為宋朝的商業、手工業和服務業都高度發達，這些宋朝版的農民工充斥在城市，甚至到了官府出政策限制人口流入的地步。城市化的繁榮背後是宋朝的刻意資源傾斜和打造，都城已經不是單純的行政中心，而是經濟中心，更準确的說是消費中心。

宋朝的城市化繁榮，是傾全國之力打造幾個百萬級人口的消費中心的故意。說句很情緒化的觀點：文明，是聚光燈下你們這些1000萬“城裡人”的繁華。你們東京夢華了，寫了一個字關于鄉間的苦楚了嗎？你們清明上河了，畫了一筆田間的窘迫了嗎？你們在城裡如夏花般燦爛，那管城外洪水滔天——這就是宋朝版的“城會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