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思想家卡爾·雅斯貝爾斯在《曆史的起源與目标》中将公元前500年到公元前200年的這段時間稱為“軸心時代”。在這段時間内，希臘進入了城邦時代，文化藝術高度繁榮；印度出現了佛教。世界主要文明國家的文化都基本在這個階段奠定基礎。這段時間在中國處于春秋戰國時代（前770—前221），出現了百家争鳴的思想繁榮局面。百家争鳴的出現具有諸多深層次的曆史原因，小編試圖來進行一些簡單的分析。

公元前771年，西周滅亡。第二年，周平王動遷洛陽，東周開始。然而東周并非是一個王朝，隻能算一個小國。由于王畿面積大幅縮水，導緻周王的财力、兵力和權威都大不如前。周王權威失去以後，便缺乏了對諸侯的控制，同時也失去了對傳統制度的維護能力。這時候諸侯國“相攻擊如仇雠，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因此分封制走向了瓦解。

春秋地圖

在缺乏最高權威的約束後，各國上到君主，甚至下到黎民都開始僭越禮制，周代的典章制度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破壞。在國家大政上，強大的諸侯開始稱霸代行天子以令天下，所謂“政由方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在生活方面，他們已經不再遵守周公制定的那一套嚴密的等級禮樂儀式，而是肆意踐踏。

禮儀

在這樣的情況下，許多仁人志士開始思考應該如何重建社會秩序，由于身份不同，地位不同，經曆不同，産生的意見也就不同。如魯國一帶的因為深受周禮文化的熏陶，因而這裡的儒生會提出恢複過去的等級體系，并以身作則，強調“克己複禮”“修身養性”等，其代表人物有孔子、左丘明等；而三晉一帶因為“公室蕩滅”，生存環境惡劣，因而這裡的士人提出要因時而變，提倡變法圖強，其代表有之産、郭偃、商鞅、申不害等。楚地早期生産力較為落後，地廣人稀，風光秀麗，因而讓人産生回歸自然，逃避現實的想法，道家思想就是在此出現。而齊國有“漁鹽之利”，工商業繁榮，有泱泱大國之範，因而成為百家思想融合之地。

在春秋戰國時代，各國都處于一種危險的競争環境之中。所謂生于憂患，死于安樂。列國為了在激烈的競争中生存下去，就必須要改變過去“親親恩恩”的任人唯親制度，進而廣泛選拔任用人才。這些人才有的可以提出社會改革方案，增加國家經濟實力，加強中央集權；有的可以用兵如神，能夠在軍事上保衛國家安全；有的有口舌之利，能夠在外交中縱橫跋扈，遠交近攻，為争霸提供良好的國際環境。甚至有“雞鳴狗盜”之徒也能夠得到重用。

春秋戰國時代許多國君求賢若渴，他們身份不一定高貴，但是一有能力。如齊桓公不記私仇，重用管仲，楚莊王重用孫叔敖，秦穆公重用奴隸出身的百裡奚。到了戰國時代，列國國君禮賢下士的更是不少，如魏文侯、秦孝公、齊威王、趙武靈王、燕昭王等都紛紛發布招賢令，甚至修建專門的機構以養士，如齊國有稷下學宮，燕國有碣石宮、秦國有鹹陽宮。人才的多寡甚至可以改變一個國家的命運，所謂“天下諸侯方欲力争，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即如此。

稷下學宮

除了國君養士以外，士大夫也盛行養士之風，如魏國信陵君魏無忌、趙國的平原君趙勝 、楚國的春申君黃歇、齊國的孟嘗君田文都禮賢下士、收養了幾千門客，後人稱之為“戰國四公子”。戰國末期的呂不韋也養士達三千人。士大夫養士的主要目的不是為了國家服務，而是為了對付政敵。許多窮困潦倒的士人因為受到士大夫的重用而變得衣食無憂，甚至飛黃騰達。

總之，春秋戰國時代，士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士人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加上他是列國未統一，這些士人的人身自由沒有得到多大的限制。他們不用擔心言論受到壓制，也不用擔心衣食保暖問題。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著書立傳，暢所欲言，抒發自己的思想和意見，形成了百花齊放，争奇鬥豔的繁榮局面。

夏商周時代，文化教育被貴族所壟斷，也就是“學在官府”。這時候的教育特點是官師合一，政教合一。其教育的對象主要是針對貴族子弟，教育的内容以“六藝”為主。這種局面導緻貴族世代壟斷教育文化，民間黎民則永遠愚昧無知，“惟官有書，而民無書；惟官有器，而民無器；惟官有學，而民無學”便是對該現象的總結。

六藝

不過在春秋時代，情況發生了變化。由于周王室衰微，諸侯興起，過去學術的壟斷也開始被打破。黃紹箕說：“周室東遷，王綱解紐，學校庠序廢墜無聞。”，王畿地區的學校系統遭遇極大的破壞，這導緻許多文人學士隻能流落諸侯或者民間。《史記·曆書》記載：“幽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記時，君不告朔，故疇人子弟分散，或在諸夏，或在夷狄，是以其禨祥廢而不統。”。司馬遷自己的家族曆史也說明的該現象。在司馬家世世代代為周王室掌管圖書典籍，到了春秋早期也分散到了各國。

孔子曾經對此現象感歎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論語》對當時主要人才的流向有具體的介紹：“9大師摯适齊，亞飯幹适楚，三飯缭适蔡，四飯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漢，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這反映了當時的的文化中心從周王室轉移到了諸侯國，士人也向各國流動。這種現象造成文化的下移，推動各國文化的繁榮。

這些士人除了在列國擔任官職以外，還會開壇講學。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有弟子三千餘人，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因此孔子被視為私學的開創者。然而實際上，在孔子之前私學就已經出現，如柳下惠曾為魯士師， “九十歲，從遊者逾衆，擔簦負笈而來者，百餘人。”這些私學招攬的弟子往往沒有身份等級的限制，這使得許多黎民能夠接收到教育，推動了文化的下移。文化下移推動了整個社會文化的繁榮，這給列國變法和百家争鳴提供了文化的基礎。

私學

無論從經濟、政治上還是文化上來分析，百家争鳴的出現都離不開春秋戰國時代特殊的社會背景。如果以一個詞語來總結春秋時代的特征，我想就是“變革”。春秋戰國時代處于早期國家向成熟國家轉變的的重要時期，這種轉變引發了社會各方面的劇烈變動，因而引發了思想的活躍。和其他文明一樣，中國的“軸心時代”為中國的文化奠定了基礎，此後的兩千年，中國傳統文化一直以春秋戰國時代為基礎不斷總結，雖然也不少的突破，但是總體未出藩籬。

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一卷

北京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