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師方東美先生常說，中國文化是“早熟的”。

意思是：與其他古代民族相比之下，中國很早就發展出系統完備的思想。

譬如，我們在公元前12世紀，就有周公制禮作樂，展現高度的人文精神。

這種人文精神後來由儒家、道家、墨家等學派繼承發展，演變為中國特有的文化景觀。

依我所知，方先生自身也可以稱為“早熟的”哲學家。

他在三十八歲時（1937年）時，發表了《中國人生哲學》的公開演講。

演講内容涵蓋宇宙觀、人性論、生命精神、道德觀念、藝術理想與政治信仰。

将近20年後，亦即1956年，他又以英文撰寫《中國人生觀》。

雖然他強調，這本英文著作的内容“均經大幅度的修改與增補”，“不隻在語言表達上是新的，在基本材料上也是新的”，但是讀者不難發現此書的主要篇章與前書相同，而主要觀點也沒有太大的變更。

這種情況就像環繞一個同心的圓，核心未改，而外圍的涵蓋面越來越大，并且逐步撐起了一個立體的架構，最後成為體大思精、周遍含容而一以貫之的系統。

那麼，中國先哲的代表是誰？他們的古典人生觀有何特色？

方先生并列儒家、道家與墨家，視之為三大宗：

老子論道，孔子談元（《易經》乾元坤元之元），墨子主愛。

他們對宇宙的共同看法有三：

第一，宇宙不僅是機械物質活動的場合，而是普遍生命流行的境界。

亦即，宇宙是一個包羅萬象的大生機，無一刻不發育創造，無一地不流動貫通。

第二，宇宙是一種沖虛中和的系統，其形質雖屬有限，而功用卻是無窮。

亦即，我們觀察宇宙時，發現萬物互相感應，彼此全無阻隔，生出無窮的和悅之氣。

第三，宇宙若究其根底，多帶有道德性和藝術性，故為價值之領域。

亦即，人類在發揮潛能、實現本性時，将在宇宙中找到至善與盡美的根源。

換句話說，人類應該努力使天國在人間實現，而不必鄙視人間，另立一個超自然的天國。

接着，先哲的人性論有何主張？

人類以“心的體用”為主腦，尋求“理與情”的交融互攝。

在理的方面，要“正心盡性，誠意緻知”；

在情的方面，要“存心養性，達情遂欲”。

由此展現了：老子的慈惠，孔子的忠恕，墨子的愛利。

深入剖析人性，則有以下五點内容：

第一，心善論是先哲共信的假定；

第二，性善論“以性承心，更以心繼天，天以生物為心，故純是善，而性順從天心，萬無惡理。”

方先生認為這種說法最為可取。

第三，意與知，是理之昭明靈覺處，“從來沒有人把它們當作惡看”。

第四，至于情，則性與情相為表裡，孟子“是以性善勝情，情必從之，性既全善，則情亦無不善了。”

第五，欲惡論則是普遍流行的說法。

方先生認為各種人性論之間的沖突矛盾，“都是由方法學的缺點産生出來，畢竟有法可以避免。”

他個人的看法則是：“不難由天地生物之仁心以推測人心之純善，更從人心之純善以論人性之完美。”

于是，中國哲學的一貫精神在于：“把宇宙與人生打成一氣來看”。

大人或聖人，則是“與天地合德，與大道周行，與兼愛同施的理想人格。”

方先生後期講學，經常引用李白的一句詩，“攬彼造化力，持為我神通”。

就是要吸取宇宙生生不已的造化力量，做為我精神活動的基礎；

或者說是，要以個人小我的努力，參贊化育，安頓人間。

因此，道德的極緻是推己及人，再及于萬物。

藝術則是“從體貼生命之偉大處得來的”，因為生命總有其可觀之處，而人類的創造力也不會終窮。

然後，将這一切落實于政治上，則國家成為“一種悠久的道德場合”；

于是，先哲的政治信仰是“以德治為最理想，禮治次之，再不得已而思其次，法治尚較術治高明百倍。”

以上所論皆有根據，但是方先生最後忍不住要問：

“我們民族原是天才民族，我們的天才埋沒到哪裡去了？”

省思之餘，我們不覺得自己肩負着偉大的使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