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某于1984年到本地一家農村信用合作社工作。2004年，何某在計劃生育之外生育了一男孩，受到了行政處分，信用社主任的職務被解聘了，然後被開除了黨籍。由此，何某的用人單位便将其解雇了。沒想到如此簡單的一個案件，何某訴訟了17年，卻一直得不到法院的支持。
《勞動法》第二十五條和《勞動合同法》第三十九條，都有一個明确的規定，如果用人單位想要合法地解雇員工，必須是勞動者“被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在本案中，何某隻是違反了法規，隻承擔了一個行政處罰，與刑事責任毫無關系，因此，認定單位是違法解雇，幾乎沒有任何法律障礙。但是，我們可以看一下冷水灘人民法院的再審判決。
我們可以看到，法院經過一個曲折的釋法過程後認為，何某被解雇是合法的，因為單位的制度規定，隻要員工違法就可以解雇，而何某恰好因為超生，違反了計劃生育法和地方條例。
這樣的釋法過程，無疑是存在很大問題的，因為該單位的規章制度，明顯與《勞動合同法》相抵觸了。《勞動合同法》在開頭第四條就明确規定“用人單位應當依法建立和完善勞動規章制度，保障勞動者享有勞動權利、履行勞動義務。”這也就意味着，這樣的規章制度是無效的。
其實不看《勞動合同法》第四條，僅僅依據法律常識，或者說一個理性人的常識，單位的規章制度跟法律對着幹，這東西能合法麼？但是，本案卻荒謬地忽略了這些常識。
本案有足足三名法官審理本案，卻得到這樣的結論，不知道是筆者對法律有誤解，還是三位法官法律知識深厚，看到了筆者看不到的層面。
其實本案并非一開始就是輸了，而是在一審中獲勝了，我們可以再看一下一審法院的結論。
看到這個解釋，筆者發現，其實自己對法律并沒有誤解，一審法院和筆者的觀點相同。本案一審和再審都是在同一所法院進行的，所依據的法律，其實也一樣，但是最後卻得到了不一樣的結果，而且很明顯，再審的結論是有問題的，是錯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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