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做官這件事在老百姓眼裡始終是高大上的，官老爺威風八面，又拿着草頭平民一輩子都賺不來的巨額俸祿。“長大做官，光宗耀祖”通常是平凡人家對後代抱的最大希望。現如今，公職人員需要經過系統的全面考核，古代也有類似的科舉制度選拔官員。

“統考”始終是重要的當官渠道，但是，除此之外，從前還有許多做官的方式，其中一條較為隐晦的途徑，那就是“捐納”，也就是我們口中的買官。

買官這種事在和諧社會聽來簡直是天方夜譚，但是，古代的确有這種不光彩現象的存在。

“銀錢易官”最早的源頭在秦朝，随着朝代更叠這種肮髒勾當斷斷續續時有發生。延續到我國封建帝制統治末期——清朝，則是捐納制度最盛行的時期。

在清朝若想做官，有四條路，分别為科舉、封蔭、推選，還有我們之前說到的捐納。

相比之下，捐納就相對容易得多，當然，這也隻是有錢人的遊戲，隻要你有大把銀子，心甘情願奉獻給朝廷，上面自然不會虧待你。

在我們的認知裡，買賣官職無疑是一種最黑暗最混亂的行當。但是，清政府國庫空虛，為了周轉之需，這一做法從康熙年間一直斷斷續續進行了二百年左右。

清朝首例賣官事件發生在康熙四年，清朝立國未久，百廢待興，需要大量的銀錢來修整戰火摧毀的地區。與此同時，也缺乏糧食抵抗災荒，于是，在這時候，清廷頒布法令：出身民間家境富足的，隻要能為朝廷奉獻糧食五百石、白銀五百兩，青年才俊者可以直接保送國子監念書，其他民衆則賜予榮譽九品官職。

買賣官職先例一開，頓時風靡全國，規模越來越大，捐官的價碼翻了幾倍。買賣對象也從民衆擴大到了公職人員，級别也是越買越高，從最開始并無實權的榮譽九品逐漸上升到了掌控一地的縣令。可以說，此舉就像是潘多拉打開了魔盒一樣，捐納之風愈演愈烈。

長此以往，官場成何體統？

朝廷對此也有些舉措，比如：硬性規定了允許捐納的時間，比如：戰亂時期、抗洪救災期間、整備軍需之時、增強海防的時候才可以買官，在其他時期是嚴格禁止的。例如：康熙五十年頒布永不加賦之時，朝廷收入比較少，為了維持國家機關運轉便開啟捐納之法。

至于可買賣的官職方面，朝廷規定了京官最高隻能買到郎中一級，外放的官員則最高可買到各省道台，而且，國家六部之中吏部和禮部的官員則不賣。可以說，這兩個部門的官職是行政的重點，自然不會交給沒有水平的捐官人士。

除此之外，買官者的家世也需考察，畢竟做清朝的官得家世清白，知根知底。根據大清的幹部制度，各地進京跑官買官人士，必須先拿到中央六部出具的介紹信，證明此人安分守己，文化水平勝任行政工作，相當于現在的資格證書。

但是外地人人生地不熟，誰有本事把六個大章都蓋全？

這就需要一個人脈廣泛、能寫會跑的社會中介，把兩頭的利益兼顧起來，于是，翰林院便脫穎而出。“清水衙門水不清”，無非說明腐敗的普遍性，而公然賣官鬻爵，則像一把尺子，标示着腐敗的深度。

若滿足上述條件，手裡又有大筆閑錢，那麼，從京城到各地的多種官位就任君挑選了。

講到這裡，當時想買這些官職需要捐多少銀錢呢？

古代賣官叫作“赀選”，即“賣官鬻爵”，向政府交納一定的财貨就能拜官授爵。“賣官鬻爵”這個詞，最早記載于南朝梁朝沈的《宋書•鄧琬傳》：“琬性鄙闇，貪吝過甚，财貨酒食，皆身自量較。至是父子并賣官鬻爵，使婢仆出市道販賣。”

乾隆年間明碼标價，八品縣丞約千兩，七品知縣則要四千多兩，五品同知不到七千兩，超過這個品階的官職就要上萬兩了。當然，這個标準隻是外官，京官要貴一些。

富人花了這麼多銀兩買來官位，自然，要用些手段大肆搜刮，力争回本。

捐納填補了官員的空缺，同時，也給緊迫的國庫帶來了些許緩沖作用。

譬如道光三十年，僅僅九個月的時間，買賣官職就給政府帶來了八百多萬兩白銀的收益，清光緒十三年通過捐納獲收入四百萬兩，令人咋舌。

由于，買官者甚多，僧多粥少，許多人傾盡所有捐得一官半職後僅得了個候補之位，這一候補沒準到死都輪不到。許多候補之官不得不繼續投資運作，賄賂關節，以求得早日上位。

雖然，捐納豐富了國庫，但是，如此昏暗不堪的官場亂象所帶來的惡果也是十分嚴重的，捐納上位的官員貪腐嚴重，使得百姓生活困苦怨聲載道。長久之下，國家就會更加混亂，就會有更多貪慕權力之人傾家蕩産的買官，惡性循環，不得不說此舉實是治國敗筆。

或許清廷也明白此事之危害，但是，他們并沒有更好的對策改善國庫空虛。這也難怪，如今流傳下來的清朝官方史籍對捐納買官一事沒有隻言片語的記載。可以說，對于一個正常社會來說，什麼都可以進入市場，唯獨官位不能。對此，晚清思想家馮桂芬有生動描述：

“近年來流行買官賣官，吏治壞了，吏治一變壞，就經常出事。一出事就要花錢擺平，财政自然吃緊，财政一吃緊，隻好加大賣官力度，國家能不亂嗎？”

參考資料：

『《清朝的買賣官職有多嚴重？》、《宋書•鄧琬傳》、《買賣官職對整個社會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