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馬建紅

這是一個能寫大部頭著作的标題，并不是一篇小品文就能将其說清楚的。不過，之所以鬥膽寫下來，并想讨論一番，是因為受了一本書的啟發，這就是孟德斯鸠的《論法的精神》。作為世界法學經典，自從清末民初翻譯大家嚴複“譯述”性質的《法意》出版以來，該書就一直滋養着中國政法學界學生，成為現當代政治法律理論的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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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曆史學家彼得·沃森在《思想史：從火到弗洛伊德》中曾如此評價——對孟德斯鸠來說，以下事實是不言自明的：社會世界同自然世界一樣具有規則和節奏；世界不是由盲目的偶然支配的，人類的社會行為法則是可以發現的，“法則，就其最寬泛的意義上說，是來自事物自然狀态的必要關系；在這一意義上，所有的生命都有自己的法則”。孟德斯鸠的一些論斷，現在看來可能也有問題，但他最重要的論述，是就君主、共和國、專制等不同政體以及它們對自由、教育和社會其他方面的意義所做的分析，他認為“與其說是政府體制決定了它的統治方式，不如說是個人管理政府的方式決定了它的統治方式”。

中國人引用孟德斯鸠著述最多的，是他對權力的論斷，“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有權力的人們使用權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這确實算得上是一條古今中外“萬古不易的經驗”，他對權力本性的揭示，與我們今天強調“把權力關進制度籠子”有同理之妙。

孟德斯鸠雖然主張“一切存在物皆有它們的法”，也提出為權力濫用者設置界限，即“以權力制約權力”等，但這些普遍性的認識，并不能遮蔽法律的民族特性。正像《論法的精神》譯者張雁深先生總結的，“一般的法律是人類的理性，各國的法律是人類理性在特殊場合的适用；因此，法律和地理、地質、氣候、人種、風俗、習慣、宗教信仰、人口、商業等等都有關系”。雖然不管生活在哪裡的人，都有其所依存的法律，但法律又受各種因素的影響，具有個别的特質，這也可以成為一條“萬古不易”的經驗。

孟德斯鸠強調地理環境尤其是氣候、土壤等對人民的性格、感情等的影響，認為法律的形成也與這些因素有關系。十七世紀末至十八世紀上半葉，正是中國清王朝的康雍乾時代，生活在這個時期的孟德斯鸠，對中國的了解主要通過傳教士的遊記或通信。他認為中國的異樣氣候适宜于人口的繁殖，而人口衆多這一情形，要求人們進行辛勤的勞動，“使土地的生産足以維持人民的生活”，這需要引起政府極大的注意，“政府要時時刻刻關心，使每一個人都能夠勞動而不必害怕别人奪取他的勞苦所得。所以這個政府與其說是管理民政，毋甯說是管理家政”。這也是人們時常談論的中國“典章制度”之由來。

正是這些原因，使得中國非常重視農業的發展。孟德斯鸠特别提到了一項“良好風俗”——“中國皇帝每年有一次親耕的儀式，這種公開而隆重的儀式的目的是要鼓勵人民從事耕耘”。這裡指的就是在每年農曆二月初二，民間俗稱“龍擡頭”的日子，由皇帝本人親自耕田示範，以示農業對國家的重要性，而在皇帝“勸民農桑”儀式後，民間正式進入春耕農忙季節。孟德斯鸠寫道，“中國皇帝每年都要知道誰是耕種上最優秀的農民，并且給他八品官做。”這一點雖有待考證，不過由地理環境決定的農耕文化裡中國的一些風俗習慣，對于浸淫于傳統中的國人來說，還是深有體會的。

一般來說，不同民族種族的人，都有一套約定俗成的有關财産繼承的制度，或者如西歐的長子繼承制，或者如中國古代社會的諸子均分制。生于斯長于斯的人們，會認為現行繼承制度是理所當然的，而認為其他形式的繼承制度是“異類”。曆史上，蒙古人一般以幼子為繼承人，後人對其成因不甚了了。《論法的精神》專門有一節讨論“鞑靼人的民法”：鞑靼人常常以最小的兒子為繼承人，這是因為，當其他年長的兒子能夠過牧畜生活的時候，他們便帶着父親所分給他們的一些牲畜離開了家，另立新居；最年幼的兒子則繼續和父親住在家裡，于是自然成為父親的繼承人。孟德斯鸠還說，“聽說英格蘭的某些小地區也有類似的習慣”，“這無疑是一個遊牧民族的法律”。遊牧民族與農業社會的人們，生産與生活方式不同，決定了人們在财産處理方式上的差異，由此必然會使法律呈現出多樣化色彩。

孟德斯鸠總結說，“為一國人民而制定的法律，應該是非常适合于該國的人民的；所以如果一個國家的法律竟能适合于另外一個國家的話，那隻是非常湊巧的事。”我們有必要回到孟德斯鸠的設論，去發現并培育當代中國的“法的精神”，為中國法治建設開出一條新路。（馬建紅）

（作者為法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