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輔仁大學國文系1941級學生與顧随（前坐者）在顧家合影。右二為葉嘉瑩。）

　　“孤島”輔仁大學

　　本刊記者/宋春丹

　　發于2021.3.29總第989期《中國新聞周刊》

　　1941年秋，葉嘉瑩高中畢業報考大學，在“北京大學”醫學系和輔仁大學國文系之間做了一番考慮，最後放棄了更“實用主義”的前者，追随自己的興趣選擇了後者。

　　促使她選擇輔仁的，還有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

　　輔仁大學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并稱北平四大名校。抗戰時期，北大、清華内遷了，一度留守的燕大被取締（後在成都複校），隻有輔仁大學，以“孤島”姿态繼續堅守。在整個北方淪陷區中，隻有輔仁是受國民政府承認的大學，一大批不肯在敵僞學校任教的有風骨的名師彙聚于此，愛國青年也紛紛慕名報考或轉學而來，使其名噪一時。

　　這是輔仁短短27年曆史的高光時刻。

　　抗日大本營

　　輔仁大學之所以能堅守辦學，與它的特殊背景有關。

　　輔仁大學1925年由美國天主教本笃會于北京創辦。1927年更名為輔仁大學，取《論語》中“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之意。1929年後，本笃會難以繼續資助輔仁大學，教廷改派德國聖言會接辦。由于德日同盟關系，輔仁大學得以在1937年北平淪陷後繼續獨立辦學。重慶密令它在“行政獨立、學術自由、不懸僞旗”三原則繼續維持原狀。

　　政治上無自由、行動上受監視、經濟拮據、身邊師友相繼南下，心力交瘁的校長陳垣也想去大後方，但作為學校的精神領袖，他最終留了下來。八年間，他獨居謝客，隻從事教學協作工作，杜絕一切社會活動。

　　當時輔仁大學學費較高，而僞大學是免費的，但青年們還是踴躍而來。輔仁的辦學規模日益擴大，進入了大發展時期。

　　1937年，牧師張維笃受聖言會委托，出面以19.9萬元購得恭王府産業，共有房屋569間、廊60間以及花園地畝，合計四十九畝三分，用于添辦女院。

　　1938年秋，輔大開始招收研究生，并開始招收女生，還增設了專招女生的家政學系。

　　王光美就是在這一時期考入輔仁大學的。1939年，高中畢業的她先是報考了“清華大學”、燕京大學，但英語分數不夠，因而進了德系的輔仁大學，就讀于數理系光學專業。

　　1938年5月，日軍侵占徐州之後，強迫北平全市懸旗、遊行慶祝。輔仁大學及其附屬中學堅決拒絕，日僞震怒，強令輔仁大學及其附中停課3天。陳垣說：“我們國土喪失，隻有悲痛，要慶祝，辦不到！”堅決不挂旗，不遊行。

　　有人告誡他：“你總不依命令，難道不怕死嗎？”陳垣引用《孟子》中的話：“孟子說：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很多沒能轉移到西南後方的名家學者都來輔仁大學執教。師生常被日僞當局逮捕，每一次陳垣都積極營救。他還盡可能向一些生活困難的學人約稿，補貼他們的生活。

　　沈兼士、張懷、董洗凡、英千裡等幾位輔仁大學教授秘密組織了抗日社團“炎社”。1944年3月，協會骨幹幾乎全部被捕，受盡酷刑而未屈。輔仁大學因此赢得“抗日大本營”的美譽。

　　1937年至1945年，輔仁大學共培養本科生2199名，平均每年畢業275人，另有幾十名研究生畢業。抗戰勝利後，淪陷區大學生需要接受甄别，而輔仁大學學生則不需要，全部通過。

　　“閉門讀書”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輔仁大學以“閉門讀書”的嚴謹學風而聞名。

　　輔仁教務處規定，每年必須經過四次嚴格考試，教授們的臨時考試更是不計其數。每次考試總有一些人及不了格被留級，四十多人一個班，等到畢業時，往往隻剩下一二十個人了。

　　在輔仁大學擔任了25年校長的陳垣禮賢下士，輔仁師資力量雄厚，聚集了朱希祖、鄧之誠、馬衡、羅常培等一批大師級學人，國學更是突出，有高步瀛、沈兼士、郭家聲、餘嘉錫、羅常培、魏建功、唐蘭、孫人和、顧随、陸宗達、趙萬裡、劉盼遂等名師。

　　陳垣還不拘一格降人才。啟功學曆不高，但陳垣看出他的潛力，安排他教國文，他很快與柴德赓、餘遜、周祖谟并稱為輔仁大學“四翰林”。

　　1948年3月，中央研究院選出了81名首屆院士，餘嘉錫和陳垣當選為人文組院士。全國私立大學中僅輔仁大學有此二人當選。

　　陳垣與陳寅恪、呂思勉、錢穆并稱“史學四大家”。他的嫡傳弟子中出了多位著名大學曆史系系主任，如北京大學的鄧廣銘、北京師範大學的白壽彜、南開大學的鄭天挺、南京大學的韓儒林等。

　　餘嘉錫是著名國學家，專業是目錄學，為人傳統嚴肅，也很有趣。他留着白胡子，講課時正襟危坐，站立如松，寫黑闆時是規矩的行草，四字一行。他的湖南口音很重，把“讀書”說成“讀須”。

　　教育系的張懷是有名的嚴師，對本系的學生要求極為苛刻。據校友回憶，他每次上課必定要指定十多本參考書，把系内學生逼得雞飛狗跳；考試時又不按牌理出牌，所出的題目都是課外的，沒有看過參考書的拿起考卷必然是不知所雲。

　　顧随為國文系大二生講授唐宋詩。他身材瘦高，愛穿長衫，常常面帶微笑，潇灑從容地走進教室。他講課生動深刻，不僅受中文系同學歡迎，外系同學也常來旁聽。

　　顧随的課讓葉嘉瑩大開眼界。一個小時的課，他有時一句詩也不講，似乎講的都是閑話，卻是詩歌中的精論妙義。他往往以禅說詩，以啟發弟子自我開悟。他常說：“見過于師，方堪傳授；見與師齊，減師半德。”

　　那時凡是顧随的課葉嘉瑩全都選修，後來她畢業後到中學教書，仍然經常趕往輔仁大學或中國大學旁聽顧随的課，直到1948年她離開北平南下結婚為止。

　　聽課時，她總是心追手記，一個字都不肯放過。她覺得，自己後來教學時喜歡跑野馬、寫作時一定要真誠地寫出自己的感受，就是聽顧随的課養成的習慣。她說，顧随引導學生們領略到的詩詞意境的高遠深微和璀璨光華，是她終生熱愛詩詞、初心不改的一個重要原因。

　　輔仁大學還有很多外籍教師，理學院各系骨幹教授都是由教會派來的。任教的神父和修女都有學位或教授資曆。

　　理科有幾門課程用英語上課。王光美起初英語成績不好，很受刺激，她下了苦功，迎頭趕了上去。她專業成績拔尖，有數學女王之稱。1943年她本科畢業後，繼續在輔仁理科研究所讀研究生，攻讀宇宙射線碩士，成為中國第一位女物理碩士。

　　她的導師是理學院院長嚴池。那時研究生很少，她偶爾遲到了，見教室裡一個學生也沒有，嚴池照樣在黑闆上寫滿提綱，因為他相信王光美會來。

　　王光美準備抗日勝利後去美國學習原子物理，嚴池為她寫了推薦信。

　　那期間，她認識了中共北平學生工委秘書長崔月犁。崔月犁經常約她見面聊天，還給她介紹了一些進步書籍。1946年2月的一天，崔月犁又約她在太廟的松樹林談話，要介紹她去北平軍事調處部中共代表團當翻譯。她考慮後答應了。

　　她最後一次上完嚴池的課，沒有向他辭行，因為不知道該怎麼跟老師說。她不辭而别，離開了輔仁。

　　和尚廟裡來了格格

　　定阜大街上常緩慢行駛着一輛車身短小、以木炭為動力的老式公共汽車。司機要不時下車搖動炭爐把柄，鼓風助燃。這輛車幾乎成了輔仁大學的“準校車”。

　　校舍周邊的餐點商鋪、民居四合院等都是老北京風格，學生睡懶覺來不及去食堂吃飯，就去小攤上買早點。

　　買下恭王府後，輔仁大學即邀請中國營造學社的梁思成、林徽因、劉敦桢、劉緻平、莫宗江等到恭王府進行測繪，随後進行了拆改。

　　恭王府分府邸和花園兩部分。府邸建築分東、中、西三路，分别由多個四合院組成。最終，多福軒成了女院圖書閱覽室，嘉樂堂改成了禮堂，錫晉齋成為女生唱歌、下棋的娛樂之所。

　　府邸裡的院落一座連着一座，廂房就是上課的教室。葉嘉瑩記得，小院子的牆角上種着柳樹，每逢暮春柳絮飄飛時，一陣風來，把柳絮吹到黑闆前轉來轉去，就像林黛玉所寫《柳絮詞》中的“一團團逐隊成球”。

　　瞻霁樓是女生宿舍，樓前有一棵高大的樹，上面纏繞着淩霄花，開滿了杏黃色的花朵。寶約樓（又叫“後罩樓”）也是女生宿舍。這是一座長達160米的兩層樓房，俗稱“九十九間半”。傳說恭王府是《紅樓夢》中榮國府及大觀園的原型，有人便将輔仁大學的女生們戲稱作“格格”。

　　女院大門外有一座弓背的石橋，女生走過時都喜歡憑欄俯看自己的倒影，直到荷蘭修女走到校門邊招呼看門的老校工落鎖，才快步走進來。

　　抗戰爆發前，北平《世界日報》上曾有這樣一段順口溜來概括北平各大學的情形：“北大老、師大窮；燕大、清華可通融。輔仁是個和尚廟，六根不淨莫報名。”說輔仁大學是和尚廟是一語雙關，一是因它從創辦到1937年止，一直隻招收男生；二是因輔仁由天主教司铎主理校政，“司铎”者，“洋和尚”也。格格們住進恭王府後，輔仁再也不是和尚廟了。

　　男院對面的劉記小鋪是學生的社交中心、曠課中心、謠言廣播中心，好友們喜歡在劉記泡茶一壺，再點上幾盤花生瓜子海棠沙果，大聊一氣。劉記有架安在石柱子上的電話，男生約校外女友、女生報告今日晚回家，必借用此電話。

　　課餘飯後，常有男女同學相偕到附近的北海公園和什刹海散步。畢業後締結鴛盟者，頗不乏人。

　　輔仁大學傳統的返校節定于每年五月九日，這天各系實驗室、男女生宿舍、運動場、王府花園等全部對公衆開放。這是參觀恭王府的大好機會，所以吸引了衆多參觀者，使返校節充滿了熱烈的氣氛。

　　物理系實驗室裡這天會有很多表演，如電磁波在平行導線上的傳播，用小燈泡在載高頻的雙導線上滑動，可直接看到波峰和節點；還有液态空氣特性的表演等，以引起中學生的興趣，吸引生源。

　　葉嘉瑩家在北京，不住宿舍，但暑假常被同學約回校園相聚。如果月色正好，就找個有花有竹子的地方，坐在石頭凳子上喝酒，不會喝酒的葉嘉瑩也豁出去了。興到濃時，她常作詩填詞。

　　1945年5月快畢業時，她寫了一首《破陣子》：“記向深宵夜話，長空皓月晶瑩。樹杪斜飛螢數點，水底時聞蛙數聲，塵心入夜明。對酒已拼沉醉，看花直到飄零。便欲乘舟飄大海，肯為浮名誤此生，知君同此情。”

　　1945年五一期間，上海震旦大學大一女生張厚粲因上海南市轟炸回到北京，借讀于輔仁大學。升二年級時，她考進了心理系，正式成為插班生。

　　40多歲的系主任、德籍教授葛爾慈身材高大，性格溫和，是德國利浦賽大學的哲學博士。他1934年起在輔仁大學工作，1944年開始兼任教務長。

　　心理系使用的教材《普通心理學》《實驗心理學》和《理論心理學》被稱為心理系的“三大法寶”，都是葛爾慈編寫或整理的，也都以德國實驗心理學為主導。1947年，系學生會自籌資金出版刊物《到心理系來》，葛爾慈在第一頁上寫道：“我們認為心理學的确是心靈的科學。”

　　心理系是冷門專業，一共隻有十多個學生，到張厚粲畢業時隻剩下三人。他們要跟着老師去孤兒院或監獄見習，訪談有心理問題的人。

　　心理系學術氣氛寬松平等，思想活躍。葛爾慈是聖言會司铎，但上課不談宗教，不過有時會講到靈魂、天堂，張厚粲不認同：“死了就完了，誰看見天堂了？”

　　張厚粲不信教，也沒有任何政治立場。她對學校的地下黨組織一無所知，有遊行活動找她就去參加，但并不知道這是哪一派的。

　　那時最興國民黨空軍軍官找女大學生，張厚粲班上的女同學有三分之一嫁給了國民黨空軍。

　　畢業時，張厚粲夢想的去處是北京協和醫院心理門診，但因為助教空缺，葛爾慈将她留了下來。

　　1949年，葛爾慈辭去教務長職務，1951年被驅逐回國。

　　院系調整時，心理系被并入北京師範大學。“文革”開始後，心理學被批判為“資産階級僞科學”，各大專院校的心理學教研室都被撤銷，直到“文革”後才重獲新生。張厚粲說，在心理學科的恢複過程中，碩果僅存的幾位輔仁大學心理系畢業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張厚粲本人則首次将認知心理學引入中國，成為了中國心理學的學科帶頭人。

　　劇變

　　1949年10月1日早上，1947級社會系學生苗淑俊回校複學。此前，因為内戰交通斷絕，家在山東的她休學了一年半。這天是開國大典，街上交通管制，她第二天才到學校辦理了複學手續。

　　苗淑俊1947年是帶着一個金元寶來報到的，在交通銀行換成貨币，剛好夠繳一個學期的學費。現在學校不再收取學費了。原來的外籍老師鮮有人再授課，講台上的面孔大多換成了中國人。

　　1950年，社會系改制，分為勞動組和民政組，實際上是為勞動部和民政部培養幹部。苗淑俊班上的四五位修士、修女和神父分在民政組，其餘學生都分在勞動組。時任勞動部副部長毛齊華和保險局局長盧英、副局長餘長河、保護局局長張維漢等領導都到校講課。

　　北平解放後，學校黨組織領導的教員會向陳垣和教會代表芮歌尼提出，今後的教育宗旨及措施必須符合新民主主義教育的精神。

　　學校1949年秋季的入學試題還特别增加了“政治常識”，共20道簡答題，包括中國革命的對象是什麼、什麼階級可以革命、哪個階級領導革命。

　　學校開始局部調整專業和課程。“家政系”被取消，《新民主主義論》《辯證唯物論與曆史唯物論》和《社會發展史》等政治思想課成為各系必修課。教會也在人事上減少了教士比例，相繼取消了《公教學》《公教史》等幾門課程。

　　但随着學校政治活動越來越多，矛盾開始被擺在台面上。教會要求解聘有“極端反教會”行為的五位教員，被教育部駁回。教會又一次緻信陳垣，表示可以放棄人事聘任否決權，但堅持解聘五名教員，再次遭到拒絕。芮歌尼遂正式通知校方，自1950年8月1日起，教會對輔仁大學之補助經費即告斷絕。

　　對于教會與學校的矛盾，陳垣十分憂慮，他在書信中說：“餘今日思想劇變，頗覺從前枉用心力。”他很早起來到教堂看彌撒，晚上看降福，也看《西行漫記》《新民主主義論》等書。

　　1950年10月10日，政務院宣布将輔仁大學收回自辦，任命陳垣為校長。

　　毛澤東對陳垣十分賞識，曾在懷仁堂舉行國宴時與陳垣同席，向别人介紹：“這是陳垣，讀書很多，是我們國家的國寶。”

　　1950年秋季，高校招生開始實行全國統考。顧學榮從重慶南開中學畢業，被當地一所大學錄取，但他一心想去更接近政治中心的北方讀書。他來到北京，正趕上輔仁大學自主舉行的第二次補招考試，因為輔仁大學沒有他理想的工科專業，就報考了經濟系，被順利錄取。

　　顧學榮的一些中學同學考進了北大、清華。在京聚會時，有人連輔仁大學的校名都沒聽過。顧學榮向他們介紹，輔仁大學的校園與街市交叉，車輛和行人自由穿梭，學校有高大宏偉的教學樓、漂亮的花園、古代宮廷式的建築，還有公共汽車，同學們都感到驚奇。

　　以前經濟學系專業課所使用的多為美國大學經濟學和會計學等專業本科生的英文教材，現在改講《資本論》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沒有新教材，老師就自己編印講義。

　　會計課由後來的中央财金學院金融系主任張玉文講授，她十分嚴謹，要求學生嚴格遵循會計人員手寫記賬的規則，各種表格賬目要認真填寫，不能有錯誤。會計練習作業也不能塗改，寫錯了必須重作，否則扣分。老師改作業時，作業用橡皮擦過的地方，對着燈光一照就能發現。

　　經濟系系主任是在會計學界與潘序倫并稱“南潘北趙”的趙錫禹。他曾組織1947年、1948年應屆畢業生對北平市相關行業進行調查，取得大量的一手材料，寫出了31個行業的調查報告。新中國成立後，北京市工商部門的幹部曾多次到輔仁大學經濟學系借閱這些調查報告。

　　1951年10月，天主教開展“三自”愛國革新運動。顧學榮不信教，也不了解天主教的情況，但也和其他同學一樣參加了活動。學校禮堂的會場上，很多教徒失聲痛哭，控訴揭露神甫反對新中國、陰謀破壞、淩辱女教徒的活動。

　　“三反”和“忠誠老實”運動也在師生中開展起來。陳垣在《光明日報》作了長篇自我檢讨後，獲得了通過。

　　在1952年的院系調整中，輔仁大學校園被劃為北京師範大學北校區，數學、物理、化學、中文等系科并入北京師範大學，哲學系并入北京大學，經濟學系、社會學系等分别劃入中央财經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和中國政法大學等，以英語為主的西語學系高年級學生并入北京大學，低年級學生改學俄文。

　　輔仁大學自此撤銷。

　　陳垣被任命為調整後的北京師範大學校長，直至1971年去世。

　　“待海棠開後，月明清夜”

　　北京什刹海附近的興華胡同13号是陳垣故居。如今，這個很小的四合院是輔仁大學校友會的辦公地點。

　　1984年10月21日，北京輔仁大學校友會正式恢複。王光美擔任首屆校友會會長。此後的每一年，校友會都會舉辦返校活動。

　　校友會一成立，就向1960年複校的台灣輔仁大學發出了邀請，邀請校友回祖國大陸觀光，看看輔仁大學原校址和花園，結識老校友，或重溫舊日友情。

　　在北京西城區定阜大街上，有着深灰色樓身、碧綠的琉璃屋頂、漢白玉雕砌的拱門和石階的輔仁大學标志性主樓依舊莊嚴。現在，它已是北京曆史文物保護單位。

　　1986年返校日，台灣輔仁大學校友到北京參加了返校日活動。1992年，台灣輔仁大學校長李振英首次訪問校友會，随後曆任校長都在輔仁返校日率團來訪。北京輔仁大學校友會也在1999年、2001年、2005年三次應邀回訪。

　　在紅學泰鬥周汝昌的倡議下，從2011年起，恭王府花園内開始舉辦“海棠雅集”。

　　這是輔仁大學當年的傳統活動。每年春季海棠花開時，陳垣都會以《紅樓夢》中人物探春所起的“海棠詩社”為名，遍約京城名士，聚于王府花園。王國維、餘嘉錫、陳寅恪、魯迅、顧随、張伯駒等名家都曾流連于此，賞花吟詩，留下了多部《海棠詩集》。

　　2014年，葉嘉瑩實現了多年的夙願，首次參加了“海棠雅集”。2017年，她出任恭王府海棠詩社社長。

　　當年她考入輔仁大學不久，就聽說了海棠雅集盛事，二年級時跟着顧随學詩，讀到詩詞中一些吟詠海棠之句，更加向往。可惜學生無緣參加師長們的聚會。

　　葉嘉瑩大學畢業後一生從事中國古典詩詞的教研。當年她在顧随的課上記下了八大本筆記，還有許多散頁的筆記，視之如瑰寶。這些年她從北京、上海、南京，到台灣的左營、彰化、台南、台北，再到美國和加拿大，直至回到祖國，颠簸多年一直随身攜帶，将之完好無損地保存了下來。

　　1974年，她在離開大陸多年後首次回國探親。她最希望恩師顧随能看到她的一點成績，但顧随已不在人世，給她留下了終生的遺憾。

　　她回母校參觀，隻見女院圖書館“多福軒”已經改成了中國音樂學院的自修室，裡面擺着一張張小桌子，上面放着綠色的台燈。如今，這裡已成為恭王府博物館，全部對公衆開放。“多福軒”門前庭院中那架兩百多年的古老紫藤依然充滿生機，枝幹粗大，暮春時滿架都是紫紅色的紫藤花。

　　在2016年的海棠雅集上，一襲紫色長衫的葉嘉瑩吟誦了為丙申年恭王府海棠雅集新作之詞《水龍吟》：

　　老我飄零一世。喜馀年、此身得寄。鄉根散木，隻今仍是，當年心志。師弟承傳，詩書相伴，歸來活計。待海棠開後，月明清夜，瞻樓頭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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