泊潮村位于儋州市東北角，與臨高隔海相望。海南日報記者 陳耿 攝

　　儋州泊潮村 遠古駱越民族聚居地

　　文\海南日報記者 陳耿 通訊員 宋昌吉

　　地處儋州市東北角的光村鎮泊潮村，是一個橫亘在後水灣上的小半島，無人機視角下的地貌形如一個豎起來的大拇指，也像一隻肥碩的沙蟲，而當地的海産中，最負盛名的，正是沙蟲。

　　三面朝海的泊潮村，東半部是老村，西半部是新村，東邊與臨高新盈鎮隔海相望，西面是寬闊的弧形海灣，遠處的海域，便是北部灣了。泊潮村的民宅新舊參半，老房子牆體建材為火山岩石塊，人字形瓦頂，無論大小，大多呈合院式分布，新房子則是兩層或三層高的小洋樓。

　　泊潮村是一個漁村，也是海南島西北部一個重要的水陸交通樞紐，曆史上還是兵家必争之地，泊潮村的兒女還曾經為海南解放事業作出貢獻，獻出生命。由于資料匮乏，無法進行系統性梳理，今天的人們隻能借由文獻記載和文物遺存，拼湊起當年當地的些許記憶碎片……

　　晚清《廣東輿地圖》中的《儋州圖》，東北角處為“苩蓼港”（泊潮港）。何以端 供圖

　　古代海南島西線交通要沖

　　“泊潮”因何得名已無據可考，但可以查知其名稱的變遷。在明代的正德《瓊台志》和萬曆《瓊州府志》中，這裡設有歸屬臨高縣管轄的“博頓港”（位置在泊潮村東側）；清代的輿圖，則将港口标識為“苩蓼港”或“泊蓼港”，不過圖上手寫的“蓼”是草頭下面一個“了”字，在今天是個連電腦輸入法都敲不出來的異體字；而在民國的《儋縣志》中，才有了“泊潮港”的記載。博、苩、泊的讀音都一樣，本義估計是臨高語的記音字，是“口”的意思，與“停泊”應該沒有關系，盡管那裡曆來都可停靠漁船、舟艇。

　　儋州市文化館原館長、副研究館員陳照榮是泊潮人，他告訴海南日報記者，1939年，日軍侵占海南島後，曾用玄武岩大石闆在泊潮村東邊的港口修築簡易的碼頭，用于停泊軍船；日軍戰敗投降後，碼頭石闆被附近村民拆去修建民房。

　　曆史上的泊潮港（博頓港）似乎籍籍無名，所起的作用卻不容小觑。

　　海南師範大學海上絲綢之路研究院特聘研究員、《瓊崖古驿道》的作者何以端先生認為，由于泊潮港位于瓊崖環島古驿道西線臨高至儋州段上，從臨高新盈借水路南下，不過幾分鐘的舟程，大大縮短了前往儋州光村的路程和時間。

　　泊潮村的“陳楊廟”，據傳紀念的是明代被錦衣衛迫害而避難海南的陳、楊兩位武将。海南日報記者 陳耿 攝

　　地圖、地名中的軍事信息

　　“将軍印”“将軍市”“将軍塘”“将軍汛”“兵馬山”“兵馬角”……細看清代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廣東輿地圖》中的《儋州圖》，發現泊潮村周邊地區，包括海域，分布着很多含有古代軍事信息的地名，讓人不由得想起元明時期的“軍屯”現象。而在今天，當地還有“将軍印”（北部灣中鄰昌礁的古稱和俗稱）“将軍廟”“将軍石”（老村村口一塊刻有古代武将形象的石敢當）等自然遺迹和人文遺存；泊潮村北側有座“陳楊廟”，據村民口口相傳，廟裡紀念的是明代被錦衣衛迫害而逃匿至此的“陳楊二帥”，隻是說不出他們的名字。

　　泊潮村現有700多戶、3000多人，有張、王、林、陳、黃、徐、邱、符、周、梁、尹、駱等12個姓氏，其中人口數量排名前三的是張、王、林。陳照榮說，泊潮村人的祖先，多數從對岸的臨高新盈遷徙而來，再往前推，部分姓氏的先祖遷自福建莆田一帶，但由于家譜資料缺失不全，多數姓氏的渡瓊始祖已無法查考。

　　泊潮人操儋州話，但由于與對岸的臨高漁民有交往和交易，一些村民也會講臨高語。

　　泊潮人靠海吃海，一直以來以海洋捕撈為生。風裡來浪裡去的泊潮人，不乏鐵血漢子。

　　重修後的抗日烈士黃金容故居。海南日報記者 陳耿 攝

　　出生于1902年的黃金容是泊潮人的驕傲。據儋州市黨史資料介紹，1925年，黃金容從廣州法政大學畢業後，就攜帶馬列主義書籍回鄉，向家鄉的工農群衆進行宣傳講解。1926年春，受中共廣東區委派遣，黃金容回到海南，成立了儋縣第一個農村黨支部——泊潮村黨支部，之後又創辦泊潮村農民協會，還奔走于縣裡各個村莊，指導農會建立和訓練農民自衛軍。1927年10月，身為中共儋縣委員會委員的黃金容參與領導了儋縣“十月暴動”，推翻了國民黨儋縣政府，成立了海南島上的第一個縣級革命政府——儋縣臨時革命政府。不幸的是，1940年4月，在與日軍的一次戰鬥中，黃金容中彈犧牲，年僅38歲。

　　1950年1月，為協助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渡海南下，泊潮村的23名船工勇敢地配合瓊崖縱隊司令部的部署，從臨高新盈後咀村出發，潛渡瓊州海峽，前往海北的徐聞；3月，他們随大軍南下登島作戰，泊潮村的林揚熙、林黃養、黃華利、劉傑新、黃揚杜等5名船工在戰鬥中犧牲。

　　泊潮村出土的其中一面石寨山型銅鼓，現藏于儋州市博物館。劉亭亭 供圖

　　1999年出土兩面石寨山型銅鼓

　　1999年，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泊潮新村的位置，出土了兩面在嶺南地區罕見的“石寨山型”銅鼓，讓泊潮村一度蜚聲學界，也讓十裡八鄉的儋州、臨高父老大開眼界。目前，這兩面銅鼓，一面被海南省博物館收藏，另一面藏于儋州市博物館。

　　據四川大學曆史系教授、考古學家童恩正教授（1935年—1997年）考證，早期銅鼓的功能相當複雜，是作為權威的象征、樂器、祭祀、戰陣、貴重物品、号召民衆的存在，但最集中而突出的，是陳列在各種隆重的祀典中，特别是有人祭的祀典上。

　　有關中國銅鼓的記載，早在成書于五世紀的《後漢書》中便已出現，迄今已有1500多年。我國銅鼓主要分布在西南和嶺南各地，包括雲南、貴州、四川、重慶、廣東、廣西、海南和湘西地區。在海南，海口、文昌、萬甯、陵水、澄邁、臨高、儋州、昌江、東方，均有銅鼓出土。

　　國内專家學者從銅鼓鑄造、使用和流傳範圍研究，将它們分為滇系銅鼓和粵系銅鼓兩大系統、八種樣式。據海南省博物館研究館員王育龍介紹，海南出土的銅鼓大多屬于粵系的北流型、靈山型和滇系的石寨山型，其中北流型居多，北流型和靈山型銅鼓出現在漢代至唐代；石寨山型銅鼓是最早出現的一種類型，其年代上限可以到春秋早期，海南島上僅在儋州泊潮村發現的石寨山型銅鼓，同樣是早期銅鼓的代表，其年代上限可早至戰國早期，主要分布在環北部灣的中國雲南、廣西，以及越南等東南亞國家。

　　“發現石寨山型銅鼓的儋州，位于海南島西北部，處于北部灣的最前沿，是來自大陸方向的移民較早的聚居地。”王育龍認為，“這一類型銅鼓的出現，将海南島銅鼓文化的年代上限，從以往人們認定的漢代，推至戰國末期。這一時期的海南島尚屬于古代駱越民族的範圍，直到漢代以後，來自北方大陸的漢人才不斷進入海南，因而可以肯定該類型銅鼓的族屬為古駱越民族（海南黎族的先民）無疑。”

　　看來，最早在泊潮村一帶繁衍生息的，是黎族的先民。蘇東坡谪居儋州時，與當地民衆交往密切，其詩句“銅鼓葫蘆笙，歌此迎送詩”（《題冼夫人廟》末兩句），透露出當年他在儋耳故地，也曾耳聞來自遠古的銅鼓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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