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春秋時期以來，吳文化的發生到明清之際，都是吳文化的成長階段，曆經了數千年。在這個階段，吳文化已經不是最原始的吳文化，是先吳與商周文化相結合的産物了，本期的吳越文化為你介紹吳文化的兩個文化源頭。

　　所謂文化，其實就是“以文化人”和“自然的人化”。何曉明先生認為：“凡是超越本能的，人類有意識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會的一切活動及其結果，都屬于文化。”毫無疑問，有了人和人類社會，就有了人類的文化。由此，在一個大曆史和長時段的層面上，遠古至春秋時期當是吳文化的發生階段。

　　那麼，吳文化又是如何發生的呢？一般來說，吳文化是本土先吳文化和中原商周文化相激而生的，本土先吳文化和中原商周文化是吳文化的兩個源頭。就前者而言，我們今天所謂的吳地，根據太湖三山島的考古發現，早在一萬多年前就有了人類和人類的活動，他們創造了吳地最早的文化（我們稱之為先吳文化）。就後者而言，商代末期，泰伯、仲雍棄位南下東奔，中原商周文化因而化客為主，順勢由黃河中遊地區移植太湖流域。這兩種文化相互碰撞、交流而且融和，便産生了吳文化。吳文化正是在這樣一個特定的時間、空間和人物的條件下發生的。

　　應該看到，第一，中原商周文化和先吳文化在發展水平上有所不同，當時的中原商周文化遠較先吳文化先進，當黃河中遊地區已經出現了文字、青銅工具、階級和國家而進入文明時代的時候，太湖流域尚處于“刀耕火種”的原始時期，兩者之間确實有很大的差距；

　　第二，先吳文化和中原商周文化在基本面上亦有所不同，漁獵和采集是吳之先民的基本經濟活動，“文身斷發”是先吳文化的基本風俗，而“商周時代是王權與神權結合的時代，是以祖神崇拜為核心，并具有濃厚宗教性質的巫史文化時期”，其生産也較為發達，兩者之間确實有很大的差異。

　　在這種情況下，作為外來者的泰伯和仲雍要立足吳地，必然要克服這些差距和差異，必然要整合兩種不同的文化。《史記·吳太伯世家》載，泰伯、仲雍“乃奔荊蠻，文身斷發，示不可用”，而“荊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為吳太伯”。

　　這表明泰伯和仲雍站在先進的中原商周文化的高度，首先以形式開始，主動接受了先吳文化的影響。也正因為如此，他們才得到了吳之先民的認同和接受。可以說，泰伯和仲雍的成功，首先源于文化，特别是先進文化的力量。

　　必須指出，吳文化的産生不僅是本土先吳文化與中原商周文化融和的結果，而且這種融和還主要是以一種和諧的方式進行的。如前所述，泰伯、仲雍來到吳地之後，“文身斷發”，主動接受先吳文化的影響，這是一種和諧；而“荊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為吳太伯”，這又是一種和諧。不難發現，吳文化自發生始，就深深埋下了和諧的種子，和諧文化是吳文化的基本屬性。

　　吳文化的發生，因其注入了先進文化、和諧文化的因子，故使吳地由原始社會後期一步進入文明時代，實現了跨越式的發展，因而具有裡程碑的意義。這是吳地發展史上的關鍵一步，奠定了吳地發展的基礎，其後吳地種種的發展，都可追溯到這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