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當上皇帝之後，陸續犯了一個又一個将北宋推向滅亡的深淵的錯誤。
首先，在政治路線上，他廢棄了持重保守的司馬光主義，轉而采取了積極進取的王安石主義路線。宋徽宗采取“王安石主義”的主要是出于他那種帶有幻想性的理想主義氣質。他想做一個像父親宋神宗那樣積極進取的皇帝，他的錯誤在于，沒有神宗皇帝和王安石那麼明确的遠景目标，而隻是片面的采用了他們的斂财手段。
其次，在組織路線上，他重用了一批曾經遭受過政治打擊、急進貪功的改革派人士。宋徽宗主要用了兩種人：一種是執行力特别強的人，如蔡京、朱勔；一種是有過實際業績的人，如童貫。這兩種人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個人私欲重，不考慮事情的公共後果。
最後，朝令夕改，破壞了政治制度的嚴肅性和政策的一緻性。改變了宦官不得為節度使、領兵主持軍政的政策，他開始使用禦筆手诏，甚至讓宦官代行禦筆，破壞了宋朝的诏令頒發制度。嚴重破壞了權力制衡，造成朝政極度腐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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