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明清晉商是封建統治階級的附庸。明初晉商藉明朝統治者為北方邊鎮籌集軍饷而崛起，入清後又充當皇商而獲得商業特權，清季又因為清政府代墊和彙兌軍協饷等而執金融界牛耳。一言以蔽之，明清山西商人始終靠結托封建政府，為封建政府服務而興盛。但當封建政府走向衰亡時，山西商人也必然禍及自身。如志成信票号，庚子事變後，曾将資本運往南省放貸，但辛亥革命中運往南省資金大多散失。而清廷提銀刻不容緩，結果賬面上有應收銀 400萬兩，有應付銀 200萬兩，但實際上已無法周轉，被迫倒閉。民國初年，債權人大多在山西太谷、平遙、祁縣坐索欠款，财東因票号損失慘重，已無力償還，隻能賣房賣地，甚至逃匿他鄉，有的還淪為乞丐。
2、“以末緻富，以本守之”的傳統觀念，束縛了晉商的發展。晉商資本流向土地，在明代已屢見不鮮。入清後，晉商購置土地者很是普遍。有民謠稱：“山西人大褥套，發财還家蓋房置地養老少”。此謂“大褥套”是指形同褥子的布套，也可搭在牲口背上供人騎坐。這句民謠反映了晉商外出經商緻富後還家蓋房置地養老少的傳統觀念，在這一傳統觀念支配下，其商業資本是不利于向近代資本發展的。
3、墨守成規，思想保守。如前所述，随着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舊有的商業模式已被打破，加快改革，适應潮流，是求得自身發展的途徑。但是由于晉商中一些有勢力的财東和總經理思想頑固，墨守成規，以緻四次失去票号改革機會。
4、近代企業的投資見效周期過長。20世紀初，晉商中一些有識之士以高度熱情投資民族資本近代工業，但由于當時保礦運動的影響，其資本主要投入了投資額大、見效周期長、管理要求高、并受運輸條件制約的煤礦業，而不是投資少、周轉快、利潤高的棉紡、面粉、卷煙等輕紡工業，緻使資金大量積壓，陷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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