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從去年起，仿佛聽得有人說我是仇貓的。那根據自然是在我的那一篇《兔和貓》；這是自畫招供，當然無話可說，——但倒也毫不介意。一到今年，我可很有點擔心了。我是常不免于弄弄筆墨的，寫了下來，印了出去，對于有些人似乎總是搔着癢處的時候少，碰着痛處的時候多。萬一不謹，甚而至于得罪了名人或名教授，或者更甚而至于得罪了“負有指導青年責任的前輩”之流，可就危險已極。為什麼呢？因為這些大腳色是“不好惹”的。怎地“不好惹”呢？就是怕要渾身發熱之後，做一封信登在報紙上，廣告道：“看哪！狗不是仇貓的麼？魯迅先生卻自己承認是仇貓的，而他還說要打‘落水狗’！”①這“邏輯”的奧義，即在用我的話，來證明我倒是狗，于是而凡有言說，全都根本推翻，即使我說二二得四，三三見九，也沒有一字不錯。這些既然都錯，則紳士口頭的二二得七，三三見千等等，自然就不錯了。

　　2、我于是就間或留心着查考它們成仇的“動機”。這也并非敢妄學現下的學者以動機來褒貶作品的那些時髦，不過想給自己預先洗刷洗刷。據我想，這在動物心理學家，是用不着費什麼力氣的，可惜我沒有這學問。後來，在覃哈特博士（Dr. O. Dahmhardt）的《自然史底國民童話》裡，總算發現了那原因了。據說，是這麼一回事：動物們因為要商議要事，開了一個會議，鳥、魚、獸都齊集了，單是缺了象。大家議定，派夥計去迎接它，拈到了當這差使的阄的就是狗。“我怎麼找到那象呢？我沒有見過它，也和它不認識。”它問。“那容易，”大衆說，“它是駝背的。”狗去了，遇見一匹貓，立刻弓起脊梁來，它便招待，同行，将弓着脊梁的貓介紹給大家道：“象在這裡！”但是大家都嗤笑它了。從此以後，狗和貓便成了仇家。

　　3、日爾曼人走出森林雖然還不很久，學術文藝卻已經很可觀，便是書籍的裝潢，玩具的工緻，也無不令人心愛。獨有這一篇童話卻實在不漂亮；結怨也結得沒有意思。貓的弓起脊梁，并不是希圖冒充，故意擺架子的，其咎卻在狗的自己沒眼力。然而原因也總可以算作一個原因。我的仇貓，是和這大大兩樣的。

　　4、其實人禽之辨，本不必這樣嚴。在動物界，雖然并不如古人所幻想的那樣舒适自由，可是噜蘇做作的事總比人間少。它們适性任情，對就對，錯就錯，不說一句分辯話。蟲蛆也許是不幹淨的，但它們并沒有自命清高；鸷禽猛獸以較弱的動物為餌，不妨說是兇殘的罷，但它們從來就沒有豎過“公理”“正義”的旗子，使犧牲者直到被吃的時候為止，還是一味佩服贊歎它們。人呢，能直立了，自然是一大進步；能說話了，自然又是一大進步；能寫字作文了，自然又是一大進步。然而也就堕落，因為那時也開始了說空話。說空話尚無不可，甚至于連自己也不知道說着違心之論，則對于隻能嗥叫的動物，實在免不得“顔厚有忸怩”。假使真有一位一視同仁的造物主，高高在上，那麼，對于人類的這些小聰明，也許倒以為多事，正如我們在萬生園裡，看見猴子翻筋鬥，母象請安，雖然往往破顔一笑，但同時也覺得不舒服，甚至于感到悲哀，以為這些多餘的聰明，倒不如沒有的好罷。然而，既經為人，便也隻好“黨同伐異”，學着人們的說話，随俗來談一談，——辯一辯了。

　　5、現在說起我仇貓的原因來，自己覺得是理由充足，而且光明正大的。一、它的性情就和别的猛獸不同，凡捕食雀、鼠，總不肯一口咬死，定要盡情玩弄，放走，又捉住，捉住，又放走，直待自己玩厭了，這才吃下去，頗與人們的幸災樂禍，慢慢地折磨弱者的壞脾氣相同。二、它不是和獅虎同族的麼？可是有這麼一副媚态！但這也許是限于天分之故罷，假使它的身材比現在大十倍，那就真不知道它所取的是怎麼一種态度。然而，這些口實，仿佛又是現在提起筆來的時候添出來的，雖然也象是當時湧上心來的理由。要說得可靠一點，或者倒不如說不過因為它們配合時候的嗥叫，手續竟有這麼繁重，鬧得别人心煩，尤其是夜間要看書，睡覺的時候。當這些時候，我便要用長竹竿去攻擊它們。狗們在大道上配合時，常有閑漢拿了木棍痛打；我曾見大勃呂該爾（P. Bruegeld. A）的一張銅版畫Allegorie der Woll ust上，也畫着這回事，可見這樣的舉動，是中外古今一緻的。自從那執拗的奧國學者弗羅特（S. Freud）提倡了精神分析說——psychoanalysis，聽說章士钊先生是譯作“心解”的，雖然簡古，可是實在難解得很——以來，我們的名人名教授也頗有隐隐約約，檢來應用的了，這些事便不免又要歸宿到性欲上去。打狗的事我不管，至于我的打貓，卻隻因為它們嚷嚷，此外并無惡意，我自信我的嫉妒心還沒有這麼博大，當現下“動辄獲咎”之秋，這是不可不預先聲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