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詩歌的發展史上，杜甫占有繼往開來的重要地位，被後人稱為“詩聖”。他在詩歌中體現出來的“民胞物與”的人文光環，以及對于現實政治的深刻關切，使他的詩歌能夠反映出唐代由盛轉衰的一個過程，所以我們又稱杜甫的詩歌是“詩史”。杜甫的崇高人格及其詩歌中體現出來的人文主義光輝，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一、杜甫儒家思想的來源

杜甫的思想博大精深，深受盛唐風氣的影響。他年輕時曾修道求仙，對佛教經義也有領悟，然其仍以仁民愛物、“緻君堯舜”的儒家思想為主。

（一）地域文化的熏陶

唐玄宗先天元年（公元712年），杜甫出生于河南鞏縣城東二裡的瑤灣村，唐時屬都畿道河南府，隋唐時期屬于山東（崤山以東）文化。

隋唐時期，主要有江左文化、關隴文化和山東文化這三大地域文化。江左士子多為士族，門閥意識較強，具有較高的藝術修養，故較重文學藝術才華，多憑門資進身，安流知足，進取意識不強。關隴一代則多為胡漢雜糅之軍事貴族，重軍功，尚俠義，輕死生。山東士子則因多為禮樂傳家的舊士族，在北朝又失去了政治特權，所以多以經術進身，“經世緻用”思想較為強烈。

唐高祖依憑關隴軍事貴族得天下，唐太宗治天下則主要用山東人士，其22名宰相中山東人占了一半，重臣魏徵、房玄齡、馬周都是山東人。武則天時重臣狄仁傑、郭元振、魏元忠也都是骨鲠忠直的山東人。

随着開元前期儒學的複興、君臣關系的重建，山東士子多走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道路。開元末年，詩壇上也崛起了一大批山東文士。據《全唐詩》小傳統計，盛唐101位詩人中，出自山東地域的就有43名，高适、岑參、王維、崔颢、王灣、祖詠、李颀、王翰、劉長卿等一流大詩人也都是山東人。

在此地域文化的熏陶下，杜甫自小就希望以文學經術入仕，實現政治理想。

（二）家學傳統的繼承

杜甫認為，杜氏是陶唐氏的後人，具有源遠流長的“士食舊德”的家族文化傳統：“傳之以仁義禮智信，列之以公侯伯子男。”（《唐故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志》）“仁義禮智信”既是儒家思想，又是杜氏家族文化傳統；“公侯伯子男”既是當時社會實現“堯舜之道”的必由之路，也是杜氏家族中人“功業”的體現。

對杜甫影響最大的是杜氏家族中“奉儒守官”政治文化傳統和“未墜素業”的家族責任感。其《進雕賦表》雲：“自先君恕、預以降，奉儒守官，未墜素業矣。”“奉儒守官”就是要通過做官來推行儒家之道，其家族中杜預正是杜甫的榜樣。杜預是晉代重臣，文武雙全，功業卓著，對儒家經業也造詣頗深，有《春秋左傳集解》。杜甫在祭奠杜預時告誡自己：“不敢忘本，不敢違仁。”（《祭遠祖當陽君文》）所謂“本”就是自杜預以來“奉儒守官”的家族傳統。杜甫也說：“臣之近代陵夷，公侯之貴磨滅，鼎銘之勳，不複照耀于明時。”（《進雕賦表》）唐初以來，杜氏家族所任官職越來越小，杜甫焉能沒有危機感。所以他自小就樹立了繼承“奉儒守官”的家族傳統，紹興家業的人生理想。

（三）時代精神的影響

李唐王室雖然尊老子為先祖、道教為國教，然而初唐到盛唐的皇帝都在不同程度上尊崇儒家。貞觀年間，唐太宗深明“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有較強的儒家“民本”意識，“以仁義為治”，而且能夠虛心納谏，聞過則改；魏徵、房玄齡等大臣也能直言進谏，做《荀子》所說“從道而不從君”的直臣、诤臣。唐玄宗在開元年間勵精圖治，先是重用姚崇、宋璟，推行仁政，後又依靠張說、張九齡，尊崇文儒，興複禮樂，姚、宋、二張也都能盡心輔佐唐玄宗實行儒家教化，君明臣賢，迎來了“開元盛世”。

作者：杜曉勤 北京大學中文系系主任

本文節選自宣講家網文稿《 杜曉勤：詩聖杜甫與詩史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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