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人民日報

西安鼓樂何家營樂社抄譜。

李宏鋒供圖

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産館展出的清代刻本《小慧集》，其中用工尺譜記錄的“鮮花調”是民歌《茉莉花》最早的曲譜之一。

本報記者 周飛亞攝

明代徐會瀛《天下通行文林聚寶萬卷星羅》中的“三弦天幹譜”。

李宏鋒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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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樂藝術較早獨立覺醒，使得中國傳統樂譜不僅早早成熟，形成“因器定音，記音成譜”的書寫傳統，而且種類繁多，成為中國音樂對世界音樂文明的一大突出貢獻。

傳統樂譜中的“模糊記錄”，絕非有意為表演者提供二度即興創作空間。其“非精确性”帶給今人的最大啟示，是對音樂活态傳承的高度重視。

音樂是聲音的藝術。在留聲機發明之前，人們若要留住美妙的樂聲，除了口耳相傳，最有效的方式莫過于将音樂書寫下來。縱觀人類發展史，很早就能夠掌握記錄音樂能力的文明寥寥無幾。

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産館陳列着多件音樂珍稀典籍和樂譜文獻。這些初看似“天書”的文獻，以其獨特方式，訴說着中國音樂的悠遠曆史和令人神往的流風遺韻。

“因器定音，記音成譜”

古譜記載的不僅是音律，還包含樂器音位和演奏方式

創設一套可行的符号與書寫規則，将音樂記錄下來，就形成了樂譜。音樂“文本化”過程中所涉及的一系列理論和方法，則統稱為“記譜法”。

樂器作為音響的制造者和承載者，自然成為許多記譜法的天然憑依。中國傳統樂器和器樂文化源遠流長，從河南舞陽賈湖遺址出土的骨笛算起，已有八九千年曆史。伯牙、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故事表明，中國的器樂文化至遲在戰國時代已經形成。器樂藝術較早獨立覺醒，使得中國傳統樂譜不僅早早成熟，形成“因器定音，記音成譜”的書寫傳統，而且種類繁多，成為中國音樂對世界音樂文明的一大突出貢獻。

曆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音樂，記譜法各異，創造出的樂譜千姿百态。根據符号内涵和記寫規則的不同，可以把這些樂譜分為三種類型。

一是音律型曲譜，用文字或符号描述音高。較常見的如宮商譜、律呂譜和各類腔勢譜。宮商譜使用“宮商角徵羽”等階名記寫音高，律呂譜則采用十二個律呂名記錄旋律。十二律呂名最早見于《國語》，人們常用“黃鐘大呂”形容音樂或言辭的莊嚴高妙，“黃鐘”“大呂”就是十二律開頭的兩個律名。

二是音位型曲譜，以各類符号指代樂器上的音位。使用這類曲譜，必須首先明确弦樂器的定弦、定品方式，管樂器的開孔标準和按孔、吹奏方法，才能确定每個音位的實際音高。正因如此，音位譜往往與樂曲宮調密切相關。同一份譜子，換用不同宮調演奏，音響大不相同。20世紀初，敦煌藏經洞曾發現一份五代時期的曲譜，采用20個琵琶音位符号記錄，是目前已知這類曲譜的早期代表。

音位型曲譜中的“俗字譜”和“工尺譜”比較特殊。宋元以後，這兩種樂譜廣泛應用于戲曲和器樂表演，譜字符号被賦予了相對固定的音高内涵，成為民族音樂中應用最廣的譜式之一。

三是奏法型曲譜，符号記錄的是不同樂器的演奏手法。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源遠流長的古琴譜，以漢字或其減筆為符号，重點記錄演奏動作和指法規範。還有用不同符号或狀聲字代表不同音色樂器的打擊樂演奏譜。

口傳心授，方得神髓

古譜“非精确性”源于對活态傳承的重視

中國傳統樂譜的記錄特點，與傳統音樂的傳承、創造方式密切相關。傳統社會中的音樂傳承，長期以來遵循師徒“口傳心授”“耳提面命”的方式，樂譜隻是這一過程的輔助工具，是名副其實的“備忘錄”。這份“備忘錄”或記寫音高，或記錄手指音位，或描述演奏動作，直接服務于口傳心授的基本傳承形态。即便對于新創樂曲，樂人也很少自己“按譜尋聲”。清代王德晖、徐沅澂的《顧誤錄》特别把“按譜自讀”列為“學曲六戒”之一，認為樂者如果無人傳授，僅靠自己按譜唱奏，很難得其神髓。

由此看來，傳統樂譜中的“模糊記錄”，絕非有意為表演者提供二度即興創作空間。其“非精确性”帶給今人的最大啟示，是對音樂活态傳承的高度重視。那些隻能“心領神會”的聲音表現，正是音樂神韻的精妙所在。即便在擁有高科技手段的當代，這些也是很難在譜面準确呈現的。

為彌補各類傳統記譜法的局限，曆史上又出現了譜式的并用與改造。比如，針對工尺譜節奏記寫的不足，明末出現了以方格表示節奏的《魏氏樂譜》。古琴減字譜缺乏對旋律的直觀表達，便出現了減字譜與工尺譜合用的琴譜，方便演奏者掌握，如清人張鶴的《琴學入門》。

古譜代表着現存中國傳統音樂的源頭。今天我們聽到的很多傳統樂曲，都有相應的古譜淵源。比如大家耳熟能詳的琵琶曲《春江花月夜》，早在1875年前已有古譜傳抄本，又以《浔陽琵琶》為名保存在清代李芳園的《南北派十三套大曲琵琶新譜》中，經後人改編而成此曲。再如琴曲《梅花三弄》，最早見于明代朱權編纂的《神奇秘譜》，經後世琴家打譜演奏，得以飛入尋常百姓家。可以想見，如果沒有大量古譜文獻記載，這些音樂珍品便永遠消逝在曆史長河之中了。

中外很多專家學者，長期緻力于中國古譜的翻譯工作，力求喚醒“沉睡的聲音”。以古譜解譯為主題的音樂會很早就有舉辦，影響較大的如1983年的“第二屆華夏之聲古譜尋聲音樂會”，演出了自南北朝至清代各時期的代表作品，包括南朝梁丘明傳譜的琴曲《碣石調·幽蘭》、唐代《秦王破陣樂》等。一些學者緻力于恢複将詩詞唱出來的“歌詩”傳統，如上海音樂學院承擔國家藝術基金“古譜詩詞傳承人才培養”項目，近年來從古譜中整理出約千首古代詩詞歌曲，2019年還舉辦了“風雅中國：中國古譜詩詞音樂會海外巡演”。更多當代音樂人從古譜中汲取養分，創造出古樂風格的新作。

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是國内珍稀典籍與樂譜文獻的主要收藏地之一，據統計共有近2000種。它們大多是70年來幾代學者辛勤收集的結晶，也有一些來自文化名家的捐贈。如明代天韻社昆曲譜，有兩個版本：一個是楊蔭浏先生的老師吳畹卿的手抄本，另一個是當年楊先生刻寫的油印本。20世紀初，一個十幾歲的少年，懷着對傳統音樂的無比崇敬與熱愛，一筆一畫手錄昆曲百餘出，并油印百部分贈曲友，這種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情懷令人動容。

中國曆代典籍浩如煙海，一份份樂譜文獻宛如顆顆明珠，閃爍着璀璨的光芒，為我們今天的音樂傳承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作者為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 李宏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