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訊（記者 田傑雄）因為農産品副食标簽不符合規範，組織有機小農戶售賣的市集，被職業打假人或者說職業舉報者連續舉報到了食藥監部門。實際上，小農戶的預包裝産品标簽規範化及資質問題，已成為全國類似市集和生産者都頭疼的問題，要不賠錢上千，要不罰款上萬，“一旦讓職業打假人盯上，對經營者和生産者就變成了一場災難，他們要麼迫使生産者向食藥監交罰款，要麼要挾生産者把錢交到打假人手裡，通過協商少交一些費用。”

執行标準、固形物含量、“SC”标志……規規矩矩種糧食的小農們，經常搞不懂裡面的規矩，又無法像大企業一樣找專門機構幫助。向職業舉報者妥協卻也不是一個好選擇，因為給了一個人錢，後面還有成群結隊的人在等着，甚至連磨芝麻醬都變成了高風險行當，隻能迅速下架。遺憾的是，這一切，隻與标簽和手續流程有關，而與實際的産品質量無關，這是最讓小農戶們委屈的地方。

6月初，海澱市場監督管理局給社區店下達告知書，沒收1740元違法所得，并處以23000元罰款。受訪者供圖

食藥監部門or打假人 錢總是要交出去的

23000元，今年上半年，北京有機農夫市集的社區店“集室堂”又被食藥監部門罰款了，這對不以盈利為目的，也一直在盈虧平衡線掙紮的草根組織來說，絕對是筆巨款了。有消費者調侃，“這很明顯是要讓這個本來獲利很少的‘窮機構’關門的節奏”。按照處罰決定書，農夫市集這家社區店最終付款日期應該在今年的6月26日。

今天已經8月1日了，這筆罰款，農夫市集還沒交，而是寄希望于行政複議。原因是他們聽說最近在外地的一些類似案例中，因為沒有造成食品安全問題，所以到了最終的行政複議階段，售賣方被免罰。

有機農夫市集社區店集室堂。受訪者供圖

位于海澱五彩城附近的農夫市集社區店負責人潘達告訴記者，23000元對于這個一直掙紮于盈虧平衡線上下的社區店來說相當于幾個月的純利潤。至于被罰原因，潘達說因為惡意舉報。“雖然處罰是因為店面銷售的小農加工品在标簽上缺乏部分信息，但并沒有任何欺騙消費者的不實信息，也不會産生任何食品安全事故。”

有機市集去年年底就曾接到過食藥監部門的罰單，被罰款的原因幾乎相同。那一次，市集被罰了5000元。新京報記者在最近一次海澱區市場監督管理局（原海澱區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向市集下發的《行政處罰決定書》上看到，這次被舉報的兩種預包裝食品為标簽上缺少執行标準、固形物含量的“黃桃罐頭”，以及缺少營養成分表、執行标準、廠家聯系方式的“高筋小麥挂面”。按照《食品安全法》第67條，兩樣預包裝食品标簽缺少的内容，是和食品名稱、規格、生産日期、保質期、貯存條件、生産許可證編号一樣，必須同時在食品标簽上注明的。

潘達指出，這并不是一起普通的“群衆舉報”，“食藥監部門也知道這次舉報來自職業打假人，曾明确告知我們，舉報人在北京的舉報記錄有上千條。”标簽問題是職業打假人最常見的舉報内容，但潘達說市集至今不曾有機會與職業打假人直接接觸。

“打假人沒有來找我們，而是直接舉報到了食藥監。”北京有機農夫市集的創辦人常天樂說，這是她一直沒想明白的事兒。

唯一的一次接觸機會來自于食藥監部門的溝通過程中。潘達回憶，市集的社區店一直在跟食藥監部門溝通，希望考慮到職業打假人的舉報性質以及市集對接小農、利于鄉村振興的特點，可以從輕處罰。但食藥監部門表示為難後，也曾同意讓市集與打假人直接溝通。“但他們當時給出了一個條件，就是如果他們把打假人的電話透露給我們，我們則需保證能讓對方撤掉這次的投訴。”

“這就相當于，如果我們的罰款不交給政府，就需把一筆現在也無法确定數額的錢交給職業打假人。”常天樂說，如果想徹底解決這件事，現有的情況意味着這筆錢必須支出。當這兩個選擇擺在農夫市集20多位同事面前時，這群為了公益走到一起的年輕人，實在不願面對職業打假人，而是寄希望于行政複議。

食藥監部門确認 投訴為職業打假人舉報

《行政處罰決定書》中提到的處罰依據，是《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款第二項規定，食藥監部門可以沒收違法所得，并處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款。食藥監部門最終決定沒收違法所得人民币1740元，并處罰款人民币23000元。農戶則有點想不通，自己種小麥、磨面粉、壓面條，最後咋成了“違法所得”。

本次被舉報的“高筋小麥挂面”是河南一家有機農園的産品。受訪者供圖

新京報記者近日就此事詢問了收到舉報的北京海澱清河街道食藥所。接電話的工作人員向記者證實，本起投訴的舉報人确為職業打假人。之所以罰款金額較多，是由于“店面在此前食藥所的檢查中也存在标簽不符合規定的違法事實”。工作人員表示，對于标簽規範的問題，食藥監部門在檢查過程中一經發現即會罰款。随後，電話被另一名工作人員接起，表示并不接受采訪。

也許還有轉機。今年5月10日，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曾就《市場監督管理投訴與舉報處理辦法（征求意見稿）》公開征求意見。《辦法》拟定，不是為生活消費目的購買、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的，市場監督部門将不予受理投訴。其中第二十二條也拟定，對投訴人、舉報人不以保護自身合法權益或者制止違法行為為目的，濫用權利，反複、大量、惡意地提出投訴舉報，滋擾市場監管部門正常工作的，市場監管部門應當從嚴把握其投訴舉報的受理标準。同時，在《辦法》的起草說明中，也明确提出，為保障和規範公衆的投訴舉報行為，将“合理限制”極少數職業索賠人濫用公用資源的行為。

5月份這則征求意見稿的公布，曾被大衆認為，是象征着職業打假行業即将走向盡頭。而據相關公告顯示，意見反饋截止時間為2019年6月9日。截至目前，新的《市場監督管理投訴與舉報處理辦法》尚未出台。

當标簽碰到食品安全 小農盼有個出口

作為國内曆史最長、規模最大的有機農夫市集，常天樂和自己的團隊一直服務于小型生态農業生産者，還和全國100多家有機小農合作。事實上，在北京的兩家市集店面中，更加主流的商品，是來自北京及鄰近省市生态農場種出的新鮮蔬菜，經過初加工和深加工的農産品所占比例不大。然而，也正是這所占比例不大的加工産品，既是生态農戶們發展的未來，也因為加工品涉及到的資質和标簽瓶頸而飽受困擾。

秦明位于福建的酒坊。受訪者供圖

秦明也是有機市集的合作生産者，他向記者講述了一個自己幾年前的親身經曆。“我賣的青梅米酒都是純手工制作，所以雖然之前已經拿到了資質，但是總覺得手工制作加個QS（企業食品生産許可标志，2018年10月由SC标志取而代之）标志比較奇怪，所以就沒有貼這個标。結果珠海的職業打假人在網上買了我們的米酒。”對方做的第一件事是向法院起訴，由于以為自己資質齊全，秦明坦坦蕩蕩提交了自己的相關資質材料，“後來他們便向工商和食藥監部門舉報。他們是兩個路子，要麼迫使生産者向食藥監交罰款，要麼要挾生産者把錢交到打假人手裡，這樣還可以通過協商少交一些費用。這個過程，對于正常的生産是一個嚴重的騷擾。”

就像自己從前不了解售賣流通的商品必須貼有QS标志，秦明認為，小農一旦希望提高産品附加值，嘗試做産品深加工的時候，因為開始觸碰到《食品安全法》的法律框架，一些問題也會随之而來。“法規不是每個農人都知道、都能看明白的，小農在各種法規、食品标簽規格、各種事件的應對都是在學習過程中。标簽瑕疵并不影響食品安全，所以我也會困惑，無論從行政還是社會包容度的角度，是不是都能試着允許這樣的問題，或者給這些問題一個出口。畢竟不是每個人像是大企業家一樣，能夠找到專門的機構來負責這件事。”

三個梯隊 太多農戶很難取得資質

事實上，秦明講述的親身經曆裡，最後是以他向打假人支付七千餘元而告終的。他向記者坦言在與工商部門接觸的過程裡，才得知自己委托他人辦理的資質證明确實存在問題。

為什麼不自己辦，而是委托他人？秦明給出的原因是，獲得加工資質對于小農戶們來說太難了。一般來說，小農戶們想做能夠獲得更多附加值、也更利于儲存和運輸的産品，例如罐頭、面粉、面條、果醬、臘肉、豆腐之類的加工品，往往不屬于農産品初加工的範疇，也代表着這些食品會面臨更為嚴格的管理，也就是成為《食品安全法》框架之内的生産品，是需要取得相關資質的。

所謂資質，就是企業食品生産許可證以及執行标準證書。取得這兩個證書意味着小農戶對于從事食品加工硬件設備的高投入，這一項幾乎難倒絕大多數的小農。

農夫市集提倡支持本地生态小農。受訪者供圖

秦明介紹，想要把食品的加工推向更深一層次的小農基本上都會處于三個梯隊。第一梯隊的小農戶有資金，也有能力，他們能夠依據執行标準去投資購買生産線。

第二梯隊的小農沒有那麼大的生産能力，但自己擁有成熟的工藝和配方，可以将其連同原料交給第三方工廠去代工。同時，除了擔心配方的洩密外，因為标簽中也将寫明代工工廠的信息，風險共擔後，小農戶們也要犧牲自己一小部分利益，去支付工廠的代工費。

而作為第三梯隊的農戶，他們沒有那麼大的固定資本投入，又因為種種原因不願委托代工方，則可通過注冊“小作坊”來進行農産品加工。可“小作坊”産品隻能在本地域範圍流通，甚至不少地區從未出台過相關政策。

秦明很幸運，他位列第一梯隊，幾年間自己花了幾百萬投資建廠，打假波瀾之後也重新取得了真正的資質證書。

但這份硬核幸運并非每個小農戶都能擁有。畢竟，能夠被職業打假人鎖定目光的，不隻是終于取得資質認證隻是标簽有瑕疵的食品，還有那些根本沒有取得資質，或是以小作坊備案試圖向更多地域流通的大多數小農戶們。

打假難纏 不是任何人都堅持到底

對那些處在标簽和資質困境下的小農戶來說，消費者在買下這些食品的背後，有人不光承擔了體力勞動，還有精神負擔、法律風險，甚至有财務損失。趙謹曾是這樣的“背後人”之一。

2013年趙謹開了一家網店售賣專門從各個省份生态小農的作坊收集而來果脯零食類的深加工食品。因為了解加工農戶的實際情況和他們因為資質問題面臨的困境，再加上反複的實地考察，趙謹對于這些作坊生産的食品有足夠的信任，所以她說，即使自己知道“所賣的這些産品不可能獲得SC認證，但還是想做這件事。”

這件事确實風險太大。因為除了要說服食藥監部門，更需防範職業打假人的舉報。趙謹沒想到的是，風險居然首先來自于最讓大家放心的芝麻醬。

“有人在我們的網店買了一瓶芝麻醬，收到貨之後對方直接就通過平台聊天窗口把《食品安全法》條款甩了過來，告訴我們應該怎麼賠償他。”後來經過幾回合溝通，趙謹才意識到對方根本不是普通的消費者。

一位從事制售小農戶深加工食品的朋友，當時給了趙謹兩條建議。“他說，要麼我絕不向職業打假人低頭。要麼我在低頭之後，就要用最快的速度把相關食品從網上下架。因為他們都是成窩的，一旦向第一個人妥協，那麼後面就會有一窩蜂的職業打假人來找你的麻煩。”

最終趙謹應對方的要求支付了1000元賠償。而就在趙謹拿起電話囑咐家裡人馬上下架産品的間隙，第二個打假人果然來下單了。

沒過多久，趙謹最後還是在提心吊膽的煎熬下，放棄了所有沒資質農戶産品的售賣。

北京有機農夫市集與趙謹所承擔的風險和壓力相似，潘達說，他們還是寄希望于政策制定者和執行者能夠考慮到他們為實現可持續食物體系、為保證食材安全盡量不使用添加物而所做的努力，而不被一刀切對待。

“陝西最小餅幹廠” 帶來了希望

還是有一些事能夠讓人看到希望。

2014年，大黑在陝西關中腹地和妻子一起成立了綠我農場。

綠我農場麥田的春天景象。受訪者供圖

在随後的幾年裡，他們憑借一己之力取得了SC認證，擁有了屬于自己的隻占地320平方米的餅幹和面粉生産線。大黑說，建餅幹廠前前後後，從開始準備到最後拿到資質，總共花了快一年的時間。“其中的很多細節，都是我和兒子兩個人忙活完成的。”

通過審核後，專家組告訴大黑，在他們看來，這可以說是陝西省最小的一個面粉廠和最小的餅幹廠，也有可能是全中國最小的，但願意把資質發給它。“他們說相信我們是能做好産品的企業，是有想法的，不會拿到資質後去坑人。”

在大黑的“陝西最小餅幹廠”裡，正在制作全谷物餅幹。受訪者供圖

在大黑看來，小農戶投資建廠，硬件設備當然是最基礎的條件，包括技術資料、工藝流程、關鍵節點的控制等在内的軟件部分其實才是拿到資質的關鍵。他對記者說，如果人員對流程很不熟悉，或者場地存在很多隐患，那麼專家就會認為工廠對于産品質量無法把控，也就不會通過審批。在綠我農場所在的區縣，當時也存在過幾個投資幾百萬、甚至上千萬建成的大廠，“他們的硬件設備很好，比我這裡強多了，但是由于他們的人員對生産流程、工藝、品質無法控制，也就沒有通過審批。”

專家觀點 标簽資質審核會越來越嚴格

在近幾年裡，國家陸續出台了許多鼓勵農産品加工的相關政策，前有2016年《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進一步促進農産品加工業發展的意見》，後有今年的一号文件，提出大力發展現代農産品加工業，“支持發展适合家庭農場和農民合作社經營的農産品初加工，支持縣域發展農産品精深加工”，這些讓那些對加工農産品有投入的小農戶們感到備受鼓勵，但在非初加工領域，擋在面前的資質問題和規範化問題也還是他們眼裡的坎兒。

針對小農戶們在取得資質和完善标簽過程中面臨的瓶頸和問題，中國農業科學院農産品加工研究所農業産業政策方向研究員高雷首先強調，食品的質量安全肯定高于一切。

高雷表示，我國食品安全立法較晚，在這個發展的過程中，對食品加工企業的審核趨勢注定會不斷嚴格，規範的标識以及食品安全的概念也會越來越深入人心。他指出，其實無論是初加工還是深加工，包括農業農村部認證的農産品地理标志，都是在逐步規範過程中。對于許多農戶們現階段面臨的加工方面的困境難點，有一些是我國發展農産品加工産業過程中的陣痛，可能确實會在實際上影響一些小農戶的個人利益，并且無法滿足他們能提高産品附加值，多掙一些錢的心願，但就目前的政策和發展方向來看，國家并不會犧牲長遠的規劃而隻顧眼前的利益。“這個前進的道路雖然曲折，但是肯定是向前的。”

此外，高雷提到，在這個過程中，一些地方出台的小作坊政策或是其他相關的方案，也并不能算是一種為小農戶深加工者提供的解決方法，它們或許能夠結合本地特點對提高小農戶的收入起到促進作用，而另一方面也會有相應的考核辦法出台，畢竟對于食品安全的把控不可能倒退。

高雷介紹，農産品加工業作為鄉村振興的重要抓手，國家确實一直有鼓勵農産品初加工的政策，還寄希望于各地能發展鄉村特色産業，倡導“一村一品”、“名優特新”，同時延伸産業鍊，補強創新鍊，提升價值鍊，希望能把初加工和深加工完整的産業鍊條留在縣域及以下，讓農民這種收益。“國家鼓勵的還是小規模農戶們能夠通過形成規模化走深加工的道路，而并非單打獨鬥。”

有人在等待 有人繼續向前

2015年，農業相關專業畢業幾年後，許琛開始在北京的郊區做豆制品加工。放在一些已經出台了小作坊相關政策的外地省市，這事兒不難，但是那時候的北京還沒有出台《北京市小規模食品生産經營管理規定》，想合法合規的生産，對于許琛來說隻有辦加工廠一條路，但這代價太大。

許琛做的加工豆制品。受訪者供圖

2019年初，他聽說大黑的經曆，羨慕大黑，能夠憑一己之力建廠，為這些食品向更廣領域流通獲得一張通行證，但是他不知道能不能等到北京放開“小作坊”政策的那一天。

上周，記者再次聯系到許琛的時候，他說事情開始有了一些改變，“前一陣子去鎮裡邊市場管理部門咨詢，說北京市對于我們這種小作坊的管理辦法，也正在研究。對于我們現在從事豆制品加工這件事，并不是完全限制了。”其中的原因，或許在于今年7月初《北京市小規模食品生産經營管理規定》和《北京市小規模食品生産經營許可備案管理辦法（試行）》的出台，盡管在官方的政策解讀中，隻說這是為了順應“放管服”改革的要求，其實本身并不出于對小農群體的考慮，但其中對于“小作坊”的定義，還是讓包括許琛在内的北京地區的農業生産加工者看到了曙光。

相關政策顯示，對于小作坊的具體管理辦法、可加工的食品目錄等需由區級政府決定。許琛上一次去鎮裡詢問的時候，工作人員也說，具體的辦法還需區裡進一步明确。

從政策出台到落地，對于許琛來說，“繼續等”就足夠了。但對于另一些取得了資質但還在試圖讓産品标簽更規範化，或是努力嘗試，讓自己的深加工行為合法化的小農戶們來說，還需邁過由職業打假人帶來的荊棘，繼續向前。

（應受訪對象要求，文中“潘達”、“趙謹”、“大黑”、“許琛”為化名）

新京報記者 田傑雄

編輯 張樹婧 校對 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