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新的書體産生，其實往往是把一種已流行于民間的新體進行加工、提高，使之更規範化，也更具有藝術性，而所謂的這種書體創造者其實就是先行者和整理、推廣者。

行書作品

小篆字體的李斯等如此，隸書的程邈如此，章草的史遊如此，行書的劉德升如此，楷書的鐘繇也是如此。

劉德升生活在東漢恒、靈二帝期間，那時的官方文字是隸書。與此同時，還出現了“解散隸體”，便于實用的“章草”，從敦煌出土的陽朔元年（公元前24年）及鴻嘉元年（公元前20年）等漢簡可以佐證這一事實。

此外，在那個時候與章草并行的還有另一種通俗書體，像東漢靈帝熹平元年（公元172年）陶甕上的題記。陶甕上的書法，它既不同于隸書，也不同于章草，書寫大小不一，很是随意，簡化用筆。

如：“陳”、“敬”、“根”字的偏旁部首，“适”字的“走之底”部，“為”字下面的“四點底”等，簡化為（如下圖）：

而這，正是東漢恒、靈二帝時的行書字體，因為是民間書手所為，看上去可能沒有劉德升所寫的行書字體“妍美”。但是，我們是可以理解的。

到了魏初，也就是胡昭、鐘繇的時代，漢代的正規書體隸書仍然具有重要的地位，主要是用在勒碑刻銘，而之前新興的行草書，則在一般應用中廣為流行。這種情況導緻一種吸收行書筆意漸漸脫離隸意的新的規範化的書體日漸成熟。這便是被稱為“章程書”的書體（也就是早期的楷書字體）。

賀捷表

南朝宋代書法家羊欣在《采古來能書人名》中記載：

“鐘（繇）書有三體：一曰銘石之書，最妙者也；二曰章程書，傳秘書、教小學者也；三曰行押書，相聞者也。三法皆世人所善。”

意思是：鐘繇出色的書體有三：

一個是銘石之書，也就是隸書（我在上面有說過，到了魏初，隸書仍然占據重要的地位，但主要是用在勒碑刻銘上）。

張遷碑

第二個是章程書，用在秘書省教授文字學的書體。

章程的含義就是法式。在《漢書·高帝紀》中記載：“張蒼定章程”，注“法式也”。

可見這一新興書體地位的提高。實際上，章程書就是漢魏之際隸意不斷消失的小真書。我們現在看到鐘繇所傳的《賀捷表》、《宣示表》、《力命表》等正是這種書體。

宣示表

第三個是行押書，也稱“相聞書”，是用于互通消息的書體，也就是行書。它的面貌可以從樓蘭出土的漢晉書劄中窺見約略。這些字的寫法已經跟後代的行書字體很接近了，局部有融入草書。

鐘繇草書得長風帖

綜上所述

真書的産生，實際上就是行書規範化的結果。而不是什麼“變真以便揮運”的産物。也因為這樣，行書字體中才有“真行（行楷）”與“行草”兩種樣式。同時也告訴了所有的學書者，不要以為隻要學會了真書，不用學習草書，行書就可以無師自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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