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英

王蒙在今年第一期的《上海文學》雜志發表了《地中海幻想曲》和《美麗的帽子》兩個短篇小說。此外，他還新寫了五萬字的中篇小說《生死戀》，這三個小說的主題都是愛情。此外，他還在《讀書》等各種報刊繼續發表文章，表達他對世界和社會的看法。

文學創作以外的時間，是各種“傳經布道”，除了完成中國海洋大學文學院的工作外，去年王蒙了十幾個城市，上海、廣州、深圳、鄭州、甯波、青島等地，做了十幾次各種有關傳統文化和讀書類的演講。旅行去了很多地方，古巴、巴西、智利，還坐郵輪遊覽意大利與希臘。

前文化部長、作家王蒙

張英：你是政協委員，前些年曾經提議建立文化事業領域的榮譽體系和褒獎體系，這個提案有結果嗎？

王蒙：我在文化部的時候就提，國家對這個文化事業要有一個榮譽稱号的體系，還有一個褒獎的體系。

榮譽稱号的體系指的是，比如“人民藝術家”或者“人文院士”，像前蘇聯過去還有“功勳藝術家”，“列甯獎金”、“斯大林獎金”體系，現在朝鮮還有這樣的體系，相當于科學家裡頭的院士。

再一個應該有一個褒獎體系，由國家領導人出面，獎勵這些文化上有獨特貢獻的人。英國有一個皇家學會的評價體系。法國有一個法蘭西院士。各國情況不一樣，但基本上文化藝術領域都有類似的評價體系。

天安門華表

張英：文藝界多年提出設立“人文院士”，表彰中國文藝界的傑出貢獻者，但建議最終沒有被采納。

王蒙：據我所知，設立這個體系，要報到國務院。沒有這個評價體系，反映了我們對自己的人文學術研究和貢獻缺少信心。我們人文急功近利的跟着指揮棒的操作走，而不是跟着學術、學識走。人文作為一種學問來說，學術、學識是非常穩定的。你跟着指揮棒走，往往形成今天把一個人捧的不得了，過幾年就認為他是錯誤的。

這又牽扯到一個問題，中國人不認為做認知判斷，而首先做價值判斷。什麼意思呢？就是說，他不說本身到底什麼情況，而是先說好還是壞，我是擁護還是反對，就是先站隊先表态，先亮棋子，但是他不說這個事情本身到底是怎麼回事。我們不注重真僞，但是我們注重的是好壞，注重的是善惡，注重的是愛憎分别。但是愛憎分别，有一個前提就是真僞分别。

人文上的問題還有一個，你在人文上，到底能不能做到百家争鳴，百花齊放？如果人文上搞一個隻給自己，隻是符合指揮棒要求的話，搞了這個院士評選，隻能是更加敗壞我們的人文風氣。現在學術上的腐敗，已經非常嚴重了。

張英：中國社科院幾年前設立了學部委員，地位據說相當于中科院的院士。

王蒙：它現在不管社科院系統外的，評選對象工作關系和編制必須在社會科學院的研究員，不具備全國性和代表性。什麼時候我們把人文學術，和現實操作拉開一點距離，比如說文學藝術，比過去反倒好的多了。如果慢慢往這些方面想開一點，也可能就會做的好一點。

現在也有問題，就是評選這個事情，我們沒有把标準、規矩弄好，讓這個評選成為一個好事，最後變成了目的和動機都是好的，結果變成了壞事。

張英：我看您生活很放松，現在出門旅遊還坐遊輪啊。

王蒙：我喜歡，兩次了。遊輪上玩的花樣太多了，玩意兒太多了。像我吧，如果遊輪到一個地方比較晚了，比如說午夜到一個地方，那兒也有幾個點，它在那停兩三個小時，我就不下去了，我睡覺了，算了，船上什麼都有呀。

歐洲人，那些年齡大的人，他每年坐一次，而且他跟那遊輪定一個房間，就是我要熟悉這個房間，變成我家一樣，我每次都是到這個角落，自個兒在這兒。有的時候根本不下去看，我就在這兒看，看看海，看看鳥，然後這上面有餐廳、酒吧、咖啡室、賭場，什麼都有。

他們把晚年安排的很好，錢就幹這個，不然要錢幹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