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所謂的‘逆行出征’，這就是醫生的本職工作。當全部都是英雄時，就沒有英雄可言。”

北京協和醫院副院長杜斌堅信隻有在床旁才能了解患者真實情況，他曾10個小時穿着防護服泡在ICU，和其他專家一起，将總結的經驗和建議寫入國家版診療指南；也在此後輾轉多地參與疫情救治，曾連續超過半年時間未曾回家。

杜斌。受訪者供圖

泡在ICU裡的重症專家

2020年1月18日，從福州到安徽的高鐵上，杜斌收到了前往武漢參與疫情研判的電話。因為正值春運，買不到車票的他從合肥下車，由鐵路系統的同志領着他乘上了開往武漢的高鐵。彼時，他尚未預想到，這将是一場“持久戰”。

1月19日，他便接到通知加入由鐘南山院士擔任組長的6人高級别專家組，成為了組中唯一的重症醫學專家。這個組裡，還包括李蘭娟院士、袁國勇院士、高福院士、曾光教授。高級别專家組當天的任務，是聽取湖北省衛健委和武漢市衛健委的彙報，到武漢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交流，再到武漢市金銀潭醫院考察，也去了最初暴發疫情的海鮮市場外圍了解情況。

1月19日當晚，杜斌連夜趕回了北京，埋頭寫報告直到深夜；1月20日又與高級别專家組的其他成員一起，在國務院彙報情況。也就在這一日，新冠病毒人傳人的現象正式發布，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将新冠肺炎納入法定傳染病，實行“乙類甲管”等措施。

1月21日，接到“與世衛組織的視頻溝通會将改期”的消息後，杜斌坐不住了，堅信“隻有到床旁才能了解患者真實情況”的他，當天中午就坐上了飛往武漢的飛機，下午便進入了金銀潭醫院重症病房，2020年的除夕，他是在這裡度過的。

“當時ICU（重症監護室）有三層，全是滿的，但實際上重型、危重型患者不止這些，後來在普通病區又開了兩層收治。”杜斌最初的主要工作是了解病情的特點，盡快摸索出有效的救治辦法。為此，他紮進了ICU，沒日沒夜地“泡”在裡面，坐在病床旁了解病情變化，為病人調整用藥、輸液、呼吸機參數等，有時穿着防護服不吃不喝近10個小時，最多時一天要巡查5家醫院的ICU。

當他在武漢同濟醫院中法新城院區巡查時，有人抓拍到了這樣一張照片：那是杜斌與東南大學副校長、東南大學附屬中大醫院重症醫學專家邱海波教授并肩行走的背影，兩人拿着面包，似乎行色匆匆。杜斌說，那日結束巡查，他們還着急趕回去開會，從江蘇醫療隊負責的病區走過時，有醫生塞給了他們幾片面包。因為院區有幾名配餐員感染新冠肺炎，不光是他們，包括病人在内，那天整個院區到中午12點都沒吃上飯。

在杜斌看來，與支援武漢的醫療救援隊相比，更難的是湖北的醫療同道。“我算待得長的，但也就100多天，我們再難再苦也難不過當地的醫護人員，他們可是從2019年12月底開始到我們走了以後，仍然在接着幹。在收治的病人裡，也許還有他們的家人。”杜斌說。

北京協和醫院副院長杜斌。受訪者供圖

“無所謂‘逆行’，但求盡心盡力”

當面對重大傳染性疾病時，有些醫護人員會遲疑，到底是去病床旁還是不去，到底要不要實施氣管插管這種高危操作？在杜斌看來，有各種各樣的反應很正常，不可能什麼都不懂就上。自己也和任何一個醫務人員一樣，當面對緻死性的傳染性疾病時，同樣經曆了從陌生到逐漸熟悉的過程，隻是每個人的心理調節能力不同，造成了不同的反應。他坦言，作為上百人的醫療隊領隊，他也有擔心，一旦隊裡有人倒下出現減員，将影響到整支隊伍抗疫的自信心。

“我的任務就是每天看好病人，沒有強行要求必須治好每一個人，但求盡心盡力。既然我學的是這行就應該幹這個，就如同戰士奔赴戰場、警察追捕逃犯一樣。”再次回憶武漢抗疫，杜斌覺得，當初支援武漢雖然看起來很辛苦，但當全是英雄時就沒有英雄可言，所謂的“逆行出征”，其實就是醫生的本職工作。他不要求别人，但至少能要求自己在病房裡多觀察一會兒，越有風險時越要帶頭做，隻有這樣才能對别人提出要求。床旁觀察、氣管插管、制訂治療方案……他教醫務人員，當面對患者時，“永遠問自己一句話：我們在治什麼病，為什麼治的是這個病？”

在疫情初期，杜斌除了完成上述工作外，也會在當地醫生的陪同下，前往非定點醫院摸清集中收治的病人情況，還要投入精力與同行讨論診療方案等。這也是為了給衛健委的決策提供合理建議，包括救治體系有什麼問題、各醫療機構需要什麼資源、治療情況有何困難、需要什麼設備及人員等。“初期做這些工作，遠比我看好一個病人更為重要。”杜斌深知，自己的決定，将影響到一群人。

随着幾百支醫療隊陸續支援武漢，救助體系已經建立，杜斌等高級别專家的任務也發生了轉變。“我們的任務是保證治療的均質化，保證大家對疾病治療的原則保持一緻。”杜斌說，包括之後去黑龍江、新疆、内蒙古等地，他都是帶着“保證治療均質化”的任務而去。對于新冠肺炎重型、危重型患者，嚴格意義上說沒有特效藥，不管任何一種疾病，到了重症期，靠的也不再隻是一個藥，更多的是靠團隊。

此後，杜斌又轉戰黑龍江、哈爾濱、北京、烏魯木齊等多地。從出征武漢到2020年8月30日結束任務返京，杜斌沒有一天回過醫院和家。

2020年9月9日，杜斌又出發了，這一次的目的地是昆明，為了一名病情快速進展的新冠肺炎患者。這名40多歲的男子在印尼打工，當時乘坐航班在昆明落地，第二天被确診新冠肺炎，病情進展非常迅速，很快便上了呼吸機。他的夫人從都江堰趕回來，每天在ICU門外守候。在杜斌及當地醫療團隊的救治下，患者最終康複出院。杜斌坦言，如果沒有國家的全力保障，這個家庭也許就毀了，因為他們絕對拿不出這麼多錢來負擔醫療費用。

“在每一次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醫療救治中，ICU醫生總是走在最後，有人稱我們為英雄，但我并不這麼看，在選擇這一個行業的同時，就承擔了這個行業帶來的榮光，同時也要承擔它對自身提出的要求。”對于社會給予的高度評價，杜斌覺得不用過度渲染，自己和其他任何一個職業的人一樣，能對自身從事的領域發展有一點貢獻就好，在保證自己不掉隊的同時打造一支好的團隊，盡力而為。

新京報：如何看待“重症八仙”這個稱呼？

杜斌：這隻是一個代号，大家關注了醫務人員的付出，關注到不同人在其中的貢獻。我希望大家認可醫務人員的付出，但不能說我們這八個人起到了多大作用，因為疫情的防控是多方面的努力，不僅僅是醫療，各個方面都在發揮作用，不應該把幾個人的作用誇大。

本版采寫/新京報記者 王卡拉

校對 薛京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