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博物院藏 乾隆龍袍上的紅蝙蝠紋，寓意洪福齊天

雖然這次闖下滔天大禍的新冠狀病毒究竟來源于何種動物，尚沒有最終确定。但禍起武漢華南海鮮市場的野生動物買賣幾乎是确鑿無疑的了，同時在實驗室裡，專家們也發現一種存于“雲南菊頭蝠”體内的冠狀病毒，與此次引發感染的“新冠狀病毒”在基因序列相似度上高達96%。

故宮中的蝙紋瓷器

一時間，大過年的被迫宅家刷朋友圈的小夥伴們，紛紛為蝙蝠抱起了屈：這麼醜、這麼髒、這麼惡心的動物竟然還有人吃得下去？還是小火慢炖？難道吃蝙蝠也是有傳統的？——抱歉，吃蝙蝠這事，大多數古人其實也下不去嘴的。

除了這玩意長的惡心，似獸非獸、似鳥非鳥外，實際上，在古人眼中，蝙蝠是代表中國“福”文化的唯一動物，是福氣的最佳象征。

雲南菊頭蝠——這玩意真有吃？

如果我們縱觀曆史，就會發現蝙蝠紋飾的流行程度堪于蝙蝠的廣泛分布媲美：從南至北、從皇宮到民間，尤其是在明清之後，按照當時“紋飾必需寓意吉祥”的觀念，蝙蝠圖案大量的出現在人們的衣、食、住、行中，堪稱是古人的首選吉祥物，承載着中國人祈求福壽平安，喜慶吉樣的追求。

掐絲琺琅勾蓮蝙蝠紋轉耳三足熏爐 故宮博物院

蝙蝠紋這東西究竟在古人身邊有多普及？以明清時期為例，說擡頭不見低頭見絲毫不過分。

按照明《酌中記》的記載，明朝皇帝在過生日的當天，會穿以“棋格為骨架,填飾龍紋、“卍”、“壽”、靈芝,及紅色蝙蝠彩雲等紋樣,表示“萬萬壽”、“洪福齊天”之意。

朝野之外，文人士大夫寫意畫裡，各類引“福”圖，天官賜“福”圖，“福”壽雙全圖，也都必須要有蝙蝠的出現，說蝙蝠是“福”的唯一象征，絲毫不為過——身價高成這樣，古代誰敢冒倒黴的風險把它炖了？

為什麼蝙蝠成了“福文化”的化身？“福文化”又是怎樣出現在中國的？

齊白石 五福行雲圖（紅蝠）

咱們先從蝙蝠紋的曆史說起。

在北京，最大的宮殿您肯定知道——故宮博物院，但最大的王府呢？

是恭王府——這座近六萬平米的建築群曾先後作為和珅、永璘的宅邸，它經曆了清王朝由盛轉衰的過程，因此有“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的說法。

恭王府中的蝙蝠

但是，恭王府其實另有别名，叫做“萬福之地”，其實就是“萬蝠之地”，因為恭王府是蝙蝠紋樣在建築應用中的最典型代表。其花園叫做“萃錦園”，簡直就算是一個福文化主題樂園，其中據說有一萬隻造型各異的蝙蝠，分布在彩畫、窗棱、穿枋和灰塑之上。而萃錦園裡的水池、假山以及部分功能性建築也都被設計成了蝙蝠造型。甚至還穿插着“蝠池”、“蝠山”和“蝠廳”，堪稱是一個地道的風水“蝠(福)地”——權傾天下又不能用龍紋怎麼辦？和珅的答案是：選蝙蝠就是了。

恭王府中的蝙蝠狀窗

再把視角往南看，距離北京2100公裡之外的廣州，在現存規模最大的嶺南祠堂建築陳家祠上，也有大量展翅飛翔的蝙蝠，有句古話叫“看不盡的盧溝橋獅子，數不完的陳家祠蝙蝠”，就是對陳家祠蝙蝠的感慨。僅僅是陳家祠屋檐、石圍欄上，就有約有上百處的蝙蝠圖案。

廣東陳家祠

可見，在明清之際，從北京直至廣州的遼闊中華大地上，帶來吉祥寓意的蝙蝠紋飾，已經從上到下深入身心。

如果我們再回頭看，回望下曆史，就會發現蝙蝠與中國人的故事堪稱源遠流長。

故宮博物院藏蝙蝠紋瓷器

表面看，蝙蝠紋飾隻是玩福字的諧音梗，但如果我們深究本質，就會發現這一舉動是非常智慧的——我們該如何用圖案表達抽象的“福”呢？我們該如何用視覺形象展示福字複雜的寓意，對福到來的期盼呢？因此，蝙蝠紋實質上是福這一概念的觀念外化，智慧的中國人利用獨一無二的漢字諧音手法創造出的代表形象，以表達生活中對福的祈求。

而福文化，本質上屬于中國人更加廣闊的的“吉祥文化”，作為中國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從社會發展史的角度來說，以農耕立國的民間傳統社會，在形成物質自給自足的思想同時，藝術上也就更加崇尚實用，能夠帶來“福祿壽”的藝術便是好藝術。進而，在天人合一的思想觀念統攝下，按照季羨林先生的說法是“中國文化的精髓在于‘天人合一’，人與自然，隻能為友，不能為敵。”

這樣，蝙蝠這本來外表兇惡的動物，逐步成為福氣的象征。

故宮博物院藏 蝙蝠紋瓷器

那古代中國人是如何看待蝙蝠的？

明人馮夢龍的文章可能頗為足以代表，他在《笑府·蝙蝠騎牆》裡嘲笑道，鳳凰過生日時，百鳥都來祝賀朝拜，但唯獨蝙蝠不來，蝙蝠的理由是，自己是鳥類而不是四腳獸。等到獸王麒麟過生日，蝙蝠仍然不去參加，它說我有翅膀能飛，因此算鳥不算獸。這個故事，是借着蝙蝠嘲諷當時的政壇。

三國時的大才子曹植也寫過一篇《蝙蝠賦》:“籲何奸氣，生茲蝙蝠。形殊性詭，每變常式。行不由足，飛不假翼。明伏暗動，盡似鼠形。謂鳥不似二足；為毛飛而含齒。巢不哺鷇，空不乳子。不容毛群，斥逐羽族。下不蹈陸，上不馮木。”

可以說，大部分人其實是嫌棄其醜陋、肮髒的一面。但中國文化從來不是一個單面鏡。

另一個角度說，古人也把蝙蝠當做長壽的象征。東晉葛洪的道家的理論著作《抱樸子》雲：“千歲蝙蝠，色如白雪色如白雪，集則倒懸，腦重故也。此物得而陰幹末服之，今人壽萬歲。”《太平禦覽》引水經亦雲；“交州丹水亭下有百穴，甚深，未嘗測其遠近，穴中蝙蝠大者如鳥，多倒懸，得而服之使人神仙。”

故宮博物院藏 蝙蝠紋瓷器

吃了能延年益壽當然隻是無稽之談。實際上，古人也清楚蝙蝠純粹是諧音，與福氣沾了光，自身外形對稱又有足夠的辨識度，最終形成了吉祥蝙蝠圖案。在《亦園亭全集·瓜棚避暑錄》有雲“蟲之屬最可厭莫若蝙蝠，而今之織繡圖畫皆用之，以與福同音也。”

但中國人以蝙蝠為模特、在其中附以福氣的寓意，也并非完全沒有曆史源流。

玉蝙蝠 國家博物館藏

實際上早至新石器時代，紅山文化中就有這樣一尊玉蝙蝠雕塑，樸素大氣，用簡潔的外形勾勒出蝙蝠基本的造型輪廓。而在商代至戰國時期，青銅器上的蝙蝠紋、蝙蝠造型的青銅器也并不罕見，像陝西寶雞就出土過一尊滿蝠紋的青銅尊。

清紅木金漆嵌象牙花果紋寶座上的五福捧壽圖案

到了漢朝，我國曾出土一件西漢蝙蝠形柿蒂座連弧紋鏡。在鏡身旁邊刻有“長相思，毋相忘，常富貴，樂未央”的銘文。可見，早在漢朝之際，蝙蝠的蝠字，就已經與富貴的富字發生了聯系。蝙蝠成為富的諧音與形象化。而魏晉南北朝之際，蝙蝠紋飾更是吸收了當時外來的佛學和波斯地區的紋飾，開始出現繁複、華麗的傾向。

唐朝之際，出現了一些蝙蝠相關的詩歌及寓言故事，元稹《景中秋》:“廉斷螢火入,窗明蝙蝠飛”。而蝙蝠紋在宋朝徹底迎來了轉折，皇帝熱衷于祥瑞促使吉祥文化走向興盛，平民文化的繁榮又讓蝙蝠紋飾獲得生命力直至在民間發揚光大。

明清成為了蝙蝠紋飾的全盛期，它被廣泛的應用于衣食住行的各個方面，上至皇帝龍袍的底紋、下至南粵祠堂的雕梁。蝙蝠紋飾不再孤獨寂寞，開始與大量的花卉、動物、文字相組合，而在文人畫中，像《鐘馗引蝠圖》、《福壽雙全》這類題材開始大量出現，蝙蝠成為文人們的心頭好，呈現出華麗、繁複、與多種主題如祥雲、植物共同搭配的傾向。

通常明清之際，蝙蝠在數量上以一、二、四、五為多見，三、六、八隻的相對少見，但七隻蝙蝠的，至今未見。雖然數字“七”也有吉祥之說，但古人更加忌諱七這個數字，從易經的角度來說，七是冬夏的分界，而古人又把七與切斷、不吉祥、葬禮等相關事情聯系到一起，直至将七月認定為鬼節、是陰氣最重的月份，因此，數字七本質上就與蝙蝠作為福化身的寓意相矛盾。

故宮博物院藏蝙蝠紋瓷器

咱們最後簡單說一說中國的福文化。

實際上在三千六百多年前的商朝，就已經在甲骨文裡發現了“福”字，是“兩手捧酒澆于祭台之上”的會意字，因為古人用酒象征生活富裕。到了先秦時期，福字逐步就代表古人的祭祀、祈禱活動，可以指古人獻給神明的供品——畢竟沒有一定的物質條件，是支撐不起這些酒肉這些祭祀消耗的。

進而，福字逐步與現代的福氣之意相匹配。《禮記·祭統》中說：“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謂之備。”也就是說需要的東西全都能夠得到，所有的事都順順利利。《韓非子》卷六中說：“全壽富貴之謂福。”

我們現在家家戶戶過年時都要貼福字的習慣，也在宋朝時就已經出現。宋代吳自牧的《夢梁錄》裡：“士庶家不論大小家，俱灑掃門闾，去塵穢，淨庭戶，換門神，挂鐘馗，釘桃符，貼春牌，祭把祖宗”，其中的“貼春牌”，其實就是在大門前貼上寫有福字的紅紙。

最終，“福”這一概念逐步從文字凝結成為蝙蝠的圖案。可見，炖蝙蝠熬湯這事啊，其實跟中國傳統文化沒啥關系可言，大多數古人不但不吃這玩意，更小心翼翼的生怕驚擾了“福氣”。這部分經過上千年發展、演變、最終極度豐富多彩、又蘊含着中國特色的蝙蝠紋飾，才是中國文化留給後代的寶貴财産。

如果意識不到這一點，不斷地拿嘴挑戰蝙蝠、乃至大自然中無數的病毒，我們倒可以說，這是才是無福之人做的事——新冠狀病毒的災難，終有一天還會降臨在人類頭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