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我拒絕過導演一次，《我不是潘金蓮》有原著小說、有電影版，我還能演出什麼新的東西呢？後來，和導演見面，我反而對導演産生了興趣。他講述故事的方式，不完全是電影和原著小說的角度。是那個故事，又好像不是那個故事。”中秋小長假，話劇《我不是潘金蓮》在東方藝術中心連演三晚。這是90後新銳導演丁一滕執導的第一部大劇場話劇，也是主演張歆藝自中央戲劇學院表演系畢業後的第一部舞台作品。

“有一回，導演和另一個劇組的同行聊天。他們互相問，‘（主演）給了你多少排練時間？’對方答：29天。那張歆藝呢？導演答：95天。導演告訴我，他看到對方驚得下巴都要掉了。”張歆藝坦言，“排演這部劇到現在，我過上了理想中的生活。每天按部就班地排練，到點下班，回家陪兒子，早早入睡，第二天送完兒子上幼兒園，再去排練。”

“我很感激，在這個年齡、這個環境中，能帶着這樣一部作品在優秀的劇場裡綻放。”張歆藝說。

當你筋疲力盡，可能就是接近正确的時刻

張歆藝，1981年生人，走進排練廳，面對年輕十來歲的導演，她坦言有過懷疑，“我年長你這麼多，有那麼多表演經驗和生活閱曆，你憑什麼指導我？”幾個回合下來，丁一滕把中國傳統文化元素和西方現實主義表演結合的“新程式”，讓她感到新鮮又科學。“一句台詞的呈現可能要演上30個版本，當你筋疲力盡，可能就是接近正确的時刻。”

在張歆藝眼中，演話劇是一種挫折教育的過程。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不行，也要迅速爬起來。

3月，《我不是潘金蓮》在廣州首演，“觀衆3分鐘一小笑，5分鐘一大笑。當你在台上把包袱抖出來，得到新鮮的反饋，台上台下的互動太美好了。”張歆藝說，“後來趕上疫情，我們一直在排練。我說，老天爺對我們挺好，能花這麼長時間排一部劇，不是‘貴族’是什麼？”

“拿到一個很好的文本，演員的任務就是把其中幽默、悲傷、發人深省的部分變成行為，讓觀衆感受到。”在張歆藝看來，舞台上的創作，特别有身為演員的尊嚴感。“步入中年，要思考如何繼續演藝路時，遇到這樣一部可以讓你‘不計成本’的作品，很幸運。”

有多麼大的曝光量，一定是好事嗎？

《我不是潘金蓮》每演到一個城市，劇組會和觀衆建立微信群，聽取意見。

“表揚很多，但我對批評印象更深。比如有觀衆說：怎麼會有這麼漂亮的潘金蓮？過于漂亮的皮囊讓我懷疑。不過，他也說，演到後半段，我開始信了。其實，對李雪蓮的造型，我們開過很多次會。一開始，這個人物是對生活有美好期待的，鎮上有發廊，為什麼不能讓她打扮打扮，燙個頭？這是一個本來對生活有盼望的女性，跌落到低谷被拯救，又再跌入低谷的故事。”談到劇中設計，張歆藝滔滔不絕。

“排演時，旋轉舞台有一次調速錯了，一下子開到了800，我差點被甩出去。但那種感覺特别像電影裡的升格鏡頭，我說，能不能再快100？導演拿手機拍了一下，配合多媒體，确實特别像電影升格，被甩的那一刻，人的狀态仿佛出離，情感閥門一下子被打開了。有一天，我在舞台上聽到觀衆在這一段的哭聲。劇作的開頭最初有些冗長，能不能用類似電影蒙太奇的手法處理舞台上的故事時間線？劇本結構作了調整，用閃回的方式解決了速度問題，場景變換更快，目不暇接。”張歆藝感慨，能在排練場提供有價值的意見并被采納，“創作的感覺很愉悅”。

“有戲演，能創作，有人信任你，我很滿意現在的狀态。我一直懷疑，有多麼大的曝光量，一定是好事嗎？”張歆藝說，每個人都有焦慮的階段，不光是30 、40 的演員，“一個選秀一波新人，可能一個暑假就被淘汰、被淡忘。要不然怎麼會出現那些讓人啼笑皆非的‘新聞’？”

把有限的工作時間，放到最值得的工作上

《我不是潘金蓮》10日至12日在東藝演出，16日起，袁弘要在上海大劇院演出舞台劇《弗蘭肯斯坦》中文版。夫妻倆在上海“擦肩而過”，張歆藝扳着指頭算日子：“之後，我要去杭州拍一部電影。他可能可以趕上我的最後一場演出，我可能也能趕上他的最後一場。”

一對演員組成的家庭，“漂泊”似乎是常态。“我和袁弘有個約定，孩子3歲前，要盡可能讓他每天都見到爸爸媽媽。家裡不能兩個人都不在，要盡可能都在。”

成為母親後，張歆藝有個原則——把有限的工作時間放到最值得的工作上，“社交時間基本沒了，不是那麼有欲望的工作就不接了。”孩子3歲前，她幾乎停頓了自己的演員工作。“是犧牲嗎？我不這麼看。如果要好好陪伴，必然要放棄一些機會。但你得到了生活，而且，這種生活是到外面觀察不來、體驗不到的。”

拿袁弘來說，《弗蘭肯斯坦》裡的角色有段表演，就模仿了兒子小時候走路不利索、說話不清楚，但很有表達欲望的狀态。“演員要記住生活中的感受，無論是酸楚的，還是亢奮的。所以，該結婚的時候結婚，該生孩子的時候生孩子。怎麼平衡工作與家庭？生活沒有标準答案，但還是要勇敢去生活。”

圖片來源：王凱 攝 主辦方提供

來源：作者：施晨露 顧奕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