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優良傳統及其現代價值?作者：周玲俐（麗水職業技術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張應杭（浙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我來為大家科普一下關于中華民族優良傳統及其現代價值?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中華民族優良傳統及其現代價值

作者：周玲俐（麗水職業技術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張應杭（浙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人與外部世界的關系不外乎人與自然、與他者、與自身這樣三重關系。以中國文化的傳統語式來表述，即是天人之辯、人我之辯、身心之辯。在處理與協調這三大基本關系的過程中，中華傳統文化形成了與西方迥然相異的獨特傳統。這一獨特傳統在價值觀上積澱為中華民族價值共識，而這一價值共識又通過諸多中華民族特有的标志性行為範式而世代傳承、曆久彌新。

其一，天人之辯中的順天、慎取、節用。

順天。這一行為範式的基本要求是順應天地自然之性而不妄作。就人與自然關系而論，古代先哲認為自然極其強大。在老子看來，天道自然，人道應該順應這一自然之道。故老子說：“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與老子相類似，孔子有“畏天命”之說，管子也稱：“順天者有其功，逆天者懷其兇。”可見，在古人看來，一個行為是“為”還是“不為”取決于是否符合自然法則，隻有順天而為的行為才是善行，即合乎倫理的行為。在古代，這一文化觀甚至在蒙學階段就被灌輸。

慎取。這一行為範式的基本要求是謹慎地向自然獲取衣食住行的資源。從孔子告誡“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到孟子主張“斧斤以時入山林”，再到荀子提出“山林澤梁，以時禁發”的關于法度的主張，再到朱熹所說“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無一不體現了儒家對待自然萬物的慎取主張。與儒家的主張相類似，老子也有“動善時”的語錄。可見，道家也反對妄動、妄取。由此可以得出結論，道家的無為思想不是指無所作為，而是指反自然的事情要懂得無欲、無為。正是基于這樣的思想，老子才有“少則得，多則惑”的告誡。

節用。這一行為範式的基本内涵是在對自然慎取之後獲得的消費品采取節約的立場。孔子認為“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荀子也認為：“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墨子也有“去無用之費，聖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的主張。老子基于道法自然的立場，也推崇節用之德：“聖人去甚、去奢、去泰。”在老子看來，聖人懂得去掉極端的、奢侈的、過分的欲求。因為這樣的欲求是反自然的。基于同樣立場，莊子也反對物欲方面的過度追逐，他告誡說：“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值得一提的是，古人還把節用視為治國齊家的深謀遠慮之舉，這些傳統文化的理念可謂代代相傳。

中華傳統文化推崇的順天、慎取、節用的行為範式，其内蘊的德育意義在于為克服西方文化長期以來存在的自然與人類二元對立提供了中國方案和中國智慧。近年來，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喪失、荒漠化加劇、極端氣候事件頻發，給人類生存和發展帶來嚴峻挑戰。面對全球環境治理前所未有的困難，國際社會亟待走出極端人類中心主義或非人類中心主義的價值迷失，推動形成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新格局。

其二，人我之辯中的孝親、貴和、崇義。

孝親。這一行為範式的基本要求是對父母及長輩的愛。正是基于這樣一個推己及人的倫理立場，儒家把孝視為最基本的仁道：“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孟子也說：“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儒家認為孝道是推己及人之道的起點，即古人所謂的百善孝為先。在古代，孝親不僅僅隻是儒家的倫理立場，如《墨經》雲“孝，利親也”，漢代賈誼《新書》“子愛利親謂之孝”。孝親使“我”從愛父母開始構建起與“他者”的一系列和諧關系。于是，一個社會的和諧便由對孝、悌、忠、信等倫理規範的謹守而真正被構建起來。

貴和。這一行為範式的基本要求是在交往中推崇和氣、和順、平和的人際關系。孔子認為“禮之用，和為貴”。孟子認為：“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後世儒家也非常推崇這一德性：“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董仲舒甚至斷言：“德莫大于和。”值得指出的是，儒家在人際交往中尊重“他者”，推崇“和為貴”的同時并不逃避矛盾、回避分歧。故孔子又說：“君子和而不同”。《中庸》進而提倡“君子和而不流”。可見，貴和之道并非無原則的一團和氣，而是意味着對“我”和“他者”人際關系中各種分歧、差異、矛盾的承認，并主張“我”可以堅持自己的立場。

貴和也是道家的倫理立場。老子的天道觀之一即是：“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正是在這個貴和之道的基礎上，老子主張人我關系上要有“為而不争”的謙讓之德：“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與之争。”這一謙讓之德的客觀依據正是每一個“我”對“他者”的自然存在有一份認同之心。有了這樣一份認同之心就必然會走出利己主義的困頓與迷局，促使個體與他人進行合作與共赢。

崇義。在人我關系中，崇義涉及的“他者”更為寬泛，它可以是對陌生人的見義勇為，可以是對集體、對國家的舍生取義，甚至可以是為解救人類苦難而赴湯蹈火的大義凜然。在儒家那裡，崇義是其仁道立場的必然引申。孟子就将孔子的“仁”理解為内心的德性，把“義”理解為依據“仁”而采取的外在行動，在孟子看來，由“仁”而“義”的過程正是君子由内而外的踐行過程。與儒家相類似，墨家也崇義：“萬事莫貴于義。”先秦墨家的這一崇義精神甚至成為後來俠客江湖立命之根本。事實上，先秦諸子在義利之辨中幾乎都有崇義的基本立場。

千百年來，愛國主義是崇義行為範式的通常表現。這種感情在曆史長河中,經過積澱、傳承和不斷創新,最終被整個民族的社會心理所認同,從而升華為對國家盡責、必要時為國家奉獻生命也在所不辭的意識和情懷。中華傳統文化推崇的孝親、貴和、崇義的倫理範式，其内蘊的德育意義在于它可為克服西方文化中因個人主義而導緻的現代性危機提供中國方案。這一方案的核心理念是通過諸如“和而不同”之類的路徑探尋構建起“我”與“他者”的和諧關系。事實上，當今世界充斥着的霸權主義、強權政治、恐怖主義等，均與個人主義有着因果關系。以孔子推己及人的仁道思想為主要代表的中華傳統文化可以為後現代性精神的有效構建提供中國智慧。

其三，身心之辯中的知恥、克己、尚儉。

知恥。這一行為範式是指自我基于一定的是非、善惡、美醜的認知基礎上而産生的對恥辱之事無欲、不為的一種倫理抉擇。孔子要求弟子“行己有恥”，孟子認為“恥之于人大矣”“人不可以無恥”，管子曾将恥與禮、義、廉諸德并稱為“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清代思想家顧炎武對管子的這一四維說推崇備至，并認為四維之中知恥最為重要，因為在他看來，“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禮犯義，其原皆生于無恥也”。

知恥是一個行為個體為善去惡的内在策動力。如朱熹所言：“人有恥，則能有所不為”。知恥這一範式由此被确立為“八端”中的一個基本的行為規範，在對待自我生命之欲的問題上，形成了兩個基本的價值共識：一是人生而有欲，沒有什麼力量可擯棄或戕滅它；二是這個生命之欲又必須予以理性節制。因為人的欲望不僅從本性上講永無止境，而且這個永無止境的欲望還有許多是不真、不善、不美的。知恥之心的培植就是對這些不真、不善、不美的内心欲望理智地予以舍棄。

克己。這一行為範式是基于知恥基礎上對内心欲望所做的理性、理智的自我克制。孔子稱：“克己複禮為仁”。按朱熹的解釋：“己，謂身之私欲也”“己私既克，天理自複，譬如塵垢既去，則鏡自明；瓦礫既掃，則室自清。”可見，克己就是抑制自己的私欲，引導它符合禮的社會規範，從而形成一定的德性。與孔子相類似，老子也持克己的倫理立場，他提出了“見素抱樸，少私寡欲”“禍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的觀點。莊子也有“至人無己”之說，并提出了“坐忘”“心齋”“懸解”等克己的具體途徑。在道家看來，隻有克己才能夠做到少私寡欲。不為欲望所溺，才是真正恪守了保全自我生命的自然之道。

尚儉。這一行為範式是對物質欲望享受方面的自我約束。子貢曾就孔子為什麼受國君敬重時這樣評價：“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孔子在回答弟子“什麼是禮的根本”時也說：“禮，與其奢也，甯儉”。道家也推崇儉德。老子說：“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莊子向世人反複論證以生命為貴、以名利為輕的理念。他這樣批評世俗之人：“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正是因為這個緣故，莊子告誡世人：“能尊生者，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

不僅儒道兩家主張尚儉之德，諸子百家也有相同的立場，尚儉之德堪稱是自先秦至近代的文化共識：“儉,德之共也”。後來，宋代的司馬光曾将這一傳統倫理立場做了如下的闡釋：“有德者皆由儉來也，儉則寡欲，君子寡欲則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而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故曰：儉，德之共。”

中華傳統文化在身心之辨中推崇的知恥、克己、尚儉範式其内蘊的德育意義在于，它可為克服西方的消費主義、享樂主義文化提供中國主張。唯利是圖的資本邏輯成為西方社會主宰一切的邏輯。在這個邏輯下，中華民族價值共識主張的知恥、克己、尚儉範式可以在價值觀上起到匡正時弊的功效。

來源： 光明網-學術頻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