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亮斌

《詩經》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是我國詩歌的生命起點。正是這部三千多年前的文化經典，用大量的草木鳥獸蟲魚記錄了先人對自然的認知與情感，同時又訓練了漢民族感性、生動的取象比類思維方式。

孔子最先發現和指出了《詩經》的教化功能，其中之一就是“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此後曆代經學家在對《詩經》的學習與研究中，就有了對《詩經》名物的考釋與索解。秦末漢初毛亨《毛詩故訓傳》、漢代鄭玄《毛詩傳箋》、唐代孔穎達等《毛詩正義》、宋代朱熹《詩集傳》以及清代方玉潤《詩經原始》，在對《詩經》的通解中，都特别留意詩中出現的草木鳥獸蟲魚。漢代《爾雅》、宋代陸佃的《埤雅》以及明代醫家李時珍的《本草綱目》，都對其有專門的釋義。而在《詩經》博物學方面，還出現了專門的文化經典著作，如三國吳陸玑的《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和清代徐鼎的《毛詩名物圖說》，當然還包括日本畫家岡元鳳的《毛詩品物圖考》和細井徇的《詩經名物圖解》。這些文化著作，都從《詩經》這個原點出發，對推進人類對自然界的認識發揮了非常積極的作用。但是這些經典書籍都是用文言文寫成，這就限制和影響了它們在當下的閱讀與傳播,需要用白話文版的《詩經》名物學作品以滿足當代讀者需要。

人類以其高度發達的大腦、複雜缜密的思維和強大的解決問題能力，成為地球的主宰。特别是工業革命以來，人類在社會發展上的極大飛躍，改變了人與自然的關系。這種關系的演進也清晰地投影到了中國文學發展史中。《詩經》中處處閃動着自然萬物的靈光，唐詩宋詞明清小說等中國曆代優秀的文學作品中，也是處處可見飛禽走獸，可聞草木花香。然則，中國現當代文學在很長一段時期，卻少見對大自然的詩意描繪，而多為人類中心主義寫作。随着生态危機逐漸顯現并不斷升級，人們才開始重新審視自身對大自然的态度。

我深信，踐行孔子“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的諄諄教誨，結合生态保護現狀，重新認識《詩經》中的動物世界，對于幫助人們樹立尊重自然、順應自然和保護自然的生态觀，助推現代文明構建、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将是一件很有助益的事。于是便着手對各種《詩經》博物學古籍進行爬羅剔抉、刮垢磨光，去除其中的謬誤和糟粕，同時融合現代科學對鳥獸蟲魚的認知，對《詩經》所涉及的幾乎所有動物進行歸類整理，最終形成了這本小冊子。

有關《詩經》名物的著作不少。“圖說”類多為翻新日本岡元鳳和細井徇《詩經》繪圖本再加以闡釋。岡元鳳、細井徇的著作比清乾隆時期徐鼎的稍晚，他們的畫作均為工筆彩繪，形态逼真，纖毫畢見，相比徐鼎的中國水墨畫，更符合當下讀者閱讀習慣。“文說”類《詩經》名物專著近些年也有不少，但總體說來，涉及名物數量偏少，也不夠系統。本書對《詩經》中出現的幾乎所有鳥獸蟲魚都進行了介紹，并廣泛撷取曆代文獻精華，梳理名物發展流變，以豐富《詩經》名物的文化内涵，增加書籍的可讀性和知識性，希望能夠在同類《詩經》名物學著作中有所突破。

《以鳥獸蟲魚之名 走進詩經中的動物世界》在寫作中對相互有關聯的名物進行了并類處理。如《關關雎鸠》，除了介紹“雎鸠”，還将《鵲巢》《氓》《鸤鸠》《小宛》等詩篇中出現的各種“鸠”，乃至《四牡》中接近鸠的“鵻”統攬于一篇，從而使讀者對《詩經》中各種名物有一個全面系統的認識；而“魚部”中“鲦鲿鲶鯉”在《詩經》中原本就是一并出現的，我無意在對名物釋義時進行割裂。不過，限于篇幅，本書未涉及《詩經》植物類名物。

有趣的是，我在寫作《以鳥獸蟲魚之名 走進詩經中的動物世界》這本書的時候，發現我們黃氏原來是伯益的後代。伯益在協助大禹治水後，被舜任命為馴獸（鳥）官，也就是《詩經》中“驺虞”這一角色。那麼本書的寫作對我來說，就不僅僅是向中華文化經典緻敬，還多了一層赓續家族使命的意義。我期待，通過展示名物前世今生、挖掘名物文化内涵，以及融合科學人文認知的解讀，這本跨越三千年的《詩經》動物史話，能夠喚起大家對地球家園的關切，為新時代生态文明建設，貢獻綿薄的力量。

此書的出版，我還需要專門緻謝湖南大學出版社全健和鄒彬兩位編輯老師，當今時代熟讀《詩經》的人不多，找到一位古文編輯也非常困難，幸運的是，去年底以來，兩位優秀的編輯很多時間都用在這本書的修改與打磨上。

一審：陳普莊

二審：盛偉山

三審：楊又華

[責編:陳普莊]

[來源:湖南日報·新湖南客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