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人寫文章，進而收點謝禮或酬金，這事兒其實古已有之。比如被漢武帝廢掉的陳皇後曾花百萬金請司馬相如寫《長門賦》，盡管這篇文章的真僞存在争議，但當時就有“千金難買相如賦”的風評，所以稿酬這事兒在當時應該是存在的，隻是并不普遍。而東漢的蔡邕疑似有替人寫墓志銘而收受謝禮的記載，估計在當時已經逐步形成風氣。

洪邁在《文字潤筆》一篇中說“作文受謝，自晉、宋以來有之”，這裡的晉，估計是指晉書中記載的陳壽索要潤筆之資的事兒。《晉書·陳壽傳》中，有人請陳壽為其父立傳，陳壽說：“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為尊公作佳傳。”這是目前最早的有關潤筆之資的記載。

而到了唐朝，潤筆之資才真正普遍起來。

但也不是什麼都可以收潤筆費的。基本就兩種。一種是為人寫的文章詞賦之類。另一種則是寫碑記、墓志銘等。

第一種基本是因為自己寫不了，沒那個能力，所以找人，比如陳皇後請司馬相如寫《長門賦》。

第二種則基本都是贊頌先祖的，所以自然寫的人名氣越大越好，這樣才能讓死者及後人更為體面，馮夢龍就曾說過“随你惡如盜跖，少不得一篇極好的文章送歸地下”。而韓愈則是有名的寫墓碑的大師。他曾給一個叫王用的人寫墓碑，然後自己還記了賬，在《謝許受王用男人事物狀》中，明确記下了潤筆收入：“受馬一匹，并鞍、銜及白玉腰帶一條。” 韓愈有個學生叫劉義，有次去韓愈家裡，看到韓愈家中放了許多潤筆的來的财物，就“持愈金數斤去”，說這些東西都是拍死人馬屁得來，就當作老師給自己的生日賀禮吧。

司馬光曾說韓愈”好悅人以銘志，而受其金。”，他那麼大的名氣，找人寫碑文的人自然很多，以至于劉禹錫在紀念他時說“三十餘年，聲名塞天。公鼎侯牌，志隧表阡，一字之價，辇金如山。”所謂一字千金，不過如此。

拿人手短，收了潤筆費，有些政治任務自然也得做，所以在收了五百匹絹之後，韓愈寫了《平淮西碑》這樣歌功頌德的碑文，說來也是平常之事了。

自然也有例外，比如友情。他給柳宗元寫墓志銘可以确定是沒有收費的，但這顯然隻是少數的例外。所以顧炎武、章太炎都曾批評韓愈不忘利祿、追逐潤筆之資。不過諷刺的是，章太炎曾收了三萬銀洋（也有說是五萬）的潤筆費，為杜月笙寫了《俠而儒者》。

當然不是都像韓愈這般“不忍須臾之窮”。比如蕭俛，唐穆宗讓他給王承宗寫碑文，蕭俛說：“這人沒啥可寫的，我寫了，人家就會給潤筆費，可這錢我拿着不安心”，最終穆宗也就罷了。

唐文宗的時候，宰相裴均的兒子找到韋貫之，希望能給裴均寫墓志銘，但韋貫之鄙視裴均的為人，說：“我甯可餓死，也不會寫”。

而白居易在《修香山寺記》中說元稹生前委托白居易為他寫墓志銘。在元稹死後，白居易依約寫了墓志銘，元家答謝了價值六七十萬的财帛器物，白居易再三推辭，不得已才收下，然後把這筆錢用來修繕香山寺，也算是給元稹積了功德。柳玭書法甚好，被貶為泸州刺史後，東川節度使顧彥輝請他寫一塊功德碑，柳玭說：“如果您給潤筆費，我就不能寫了”，當然這是氣節使然還是其他因素，就不得而知了。

到了宋朝，潤筆的風氣依然流行，但有些人不願意谀墓，所以不寫墓志銘。比如蘇東坡，雖然也接受潤筆，但不寫墓志銘，僅給富弼、司馬光、趙抃、範鎮、張齊賢五人做了墓志，且都不收潤筆，另有兩篇墓志銘也是替張齊賢作的。蘇東坡在翰林院的時候，曾有诏要他給樞密院的趙瞻寫神道碑，他也推辭不寫。曾肇（曾鞏的弟弟）和彭器資是多年好友，彭器資死後，曾肇給他做墓志銘，彭的兒子送來大量金銀作謝，曾肇堅持不收，說：“我和你父親是好朋友，所以才為你父親寫墓志，你非要給這些東西，這不是對長輩的禮數”。

潤筆的存在，看起來像是文人鬻文谀墓，有失斯文。但其實也是文人社會地位較高的體現，總的來說，主動索要潤筆的相對較少，基本是主家主動給付，當然，随着風氣的流行，該給多少，其實也不用文人明說了。

不管怎麼說，潤筆作為一種現象，和當今的稿費還是有着較大的不同的，畢竟潤筆的那些作品，都不是拿去賣的。所以對我們來說，這也是另一種文學意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