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道婆時代的

崖州

作者|多港峒客編輯|小琴台

【題圖：崖州民間的紡織機——白沙河谷文化園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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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記載的一個異數

我國古代記載，多半重人事，輕物事。帝皇将相、權力鬥争、詩書禮樂、才子佳人，幾乎盡占篇幅，受到曆代重視而不斷翻刻流傳；而凡人百姓衣食住行，自然科學生産技術等等記述，則少之又少。有些即使成了書，也難以進入廟堂主流，更難一再翻刻，而往往自生自滅，多半還是在史海中半途夭折。

黃道婆的記載，是古代“蟻民”非主流史料能流傳至今的一個例子。

一個民間老妪，由于特定際遇流落天涯，又攜帶領先棉紡技術落葉歸根。這項技術明顯改善了故地的民生質量，乃至提升了華夏廣闊地域的産業結構，最終成就“衣被天下”的大功德；當代，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如實地稱為“世界級的科學家”。

然而，關于黃道婆事迹的原始記載，隻有元代陶宗儀和王逢的寥寥兩段，總共不足三百字。其中陶宗儀的《南村辍耕錄》，是撰者遠離科舉仕宦“主旋律”，切近民生，“課餘墾田躬耕……與弟子談今論古，随有所得，即錄樹葉，貯于甕，埋樹下，十年積數十甕”所得。

這位先生真不簡單，就是不随大流，有創見有定見，寫人所不屑寫，言人所不樂言。隻要自己看準價值，就義無反顧地去做完它。這比迂儒孜孜訖訖，寫無量數的“主旋律”經疏注，有價值得多。

自古民間，多少能人，消失在曆史長河無聲無息，罕有陶宗儀式真知灼見的異人将其記載，更罕能得以留存。類似黃道婆這類珍稀記錄，今天看來堪稱金聲玉振，不能不說是華夏文化史上的一個異數。

【著名畫家林永康受中國文聯和中國美協委托創作的油畫《黃道婆》】

2

躬逢其盛 有所奉獻

黃道婆既長住崖州，那麼古崖州即今三亞市重視黃道婆文化的研究與傳承，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也是職責所在的事。

今年5月初，三亞崖州區召開黃道婆文化研讨會，筆者幸蒙錯愛，亦獲邀請。不過對這樣諸家熱議、衆說紛纭而又史料太少的話題，自己既然并無新貢獻，又豈敢魚目混珠？所以開始時傾向于謝絕。熟思之下，有了新認識：黃道婆題材不但有分量，而且有研究空間，本人部分研究所得，正與之有密切關聯，是可以奉獻的。于是潛心制作論文，躬逢其盛，忝叨末席。

除了身世，黃道婆遙遙領先的棉紡工藝技術，其源頭何在，向來是研讨焦點，也是不容易達成共識的問題。

黃道婆于13世紀下半期居住崖城，時稱吉陽軍。那麼，當時吉陽軍的環境如何，對其棉紡技術來源的探讨就具備重要意義。

然而，學界對古崖州的了解，至今仍很薄弱。

在《古崖城》書稿中，筆者考據史料首次提出：13世紀的吉陽軍城，有一波空前而又未被正面記載的發展，可能存在特殊隐蔽的規模性對外貿易，并有不少番人定居。當時的崖城平原，社會存在特殊力量平衡下的相對穩定，經濟繁榮，漢黎番疍各族雜處，軍土客邁諸語共鳴，多元文化共存活躍。

【筆者在衛星地圖上追溯複原的南宋吉陽軍城，紅字為南宋，黑字為當代】

因此，本文的主題是：王道婆居崖所得技術，除了本土營養及個人刻苦鑽研提高之外，不排除含有番人元素，可能是海上絲綢之路文化交流的一個産品。

這個研究會，學術級别甚高，本人有幸聆聽多位名家大師的發言，獲益良多。

其中印象最為深刻的，是廈門大學鄭學檬教授的兩個概念：一個是“側擊”，教授稱他提供“所有這些側擊主題的論述，意在為黃道婆這個曆史人提供一份背景資料”。另一個是“棉路”，教授指出棉花原産印度，而佛教忌殺生，所以不用絲綢（缫絲必先燙死蠶蛹）而重棉花，南傳“棉路”，是他近年悉心研究的方向之一。

筆者由此深受啟發和鼓舞，相信拙文對黃道婆研究，亦不無裨益。直擊主題的相關記載既然可遇而不可求，那麼從不同角度與距離“側擊主題”，也一定會豐富我們對這位曆史人的認識，從而最大限度地在信史意義上接近主題。

黃道婆所居住的崖州，情況如何，是近距離的“側擊主題”。

現将拙文略加引申，以相對寬松的篇幅和文體，加以若幹圖片構成本帖，公諸同好，希望網友指教。由于有了制式嚴謹的論文，本帖不再注釋史料出處。至于圖片中的實物，并不意味着筆者認為就與黃道婆有直接關連，隻不過也是對相關背景的遙遙“側擊”，僅供參考而已。網友其幸識之。

【崖州民間的紡車——白沙河谷文化園藏品】

陶宗儀記黃道婆“自崖州來”。按瓊南自宋政和七年（1117年）起至明洪武二年（1369年）止，兩百多年間都叫吉陽軍，包括黃道婆居留期間和陶氏《辍耕錄》脫稿的元末。洪武初即陶氏晚年，瓊南才恢複崖州之稱。

對宋代吉陽軍狀況的認識，過去主要是下面史料。

南宋《方輿勝覽》：“吉陽地狹民稀。氣候不正，春常苦旱，涉夏方雨”，可與北宋貶官丁謂、南宋州官周其乂記述相印證。“民稀”意思明确，“地狹”則為民人活動地域狹小，軍城小平原以外的廣闊山野，均屬“黎獠”。南宋《諸蕃志》載吉陽軍民人“耕種不耘不糞，樵牧漁獵，與黎獠錯雜”，“男子不喜營運，家無宿儲”，“熟黎峒落稀少，距城五七裡許，外即生黎所居，不啻數百峒，時有侵擾之害”。

城邊不遠如水南村等處，宋初就發展得不錯，有盧多遜詩為證，但瓊南其餘地方離經典牛耕農業尚遠。“家無宿儲”通常指極端貧困，這裡卻指族群的常态而能存續，說明谷物（“宿儲”主體）未必是主糧。由于地廣人稀，薯蓣類種植粗放，豐富的野生動植物資源使“樵牧漁獵”亦不難維生。可見唐宋瓊南社會一直發展緩慢。

【傳統崖州布——瓊南收藏家周長征先生藏品】

但是，從12世紀末即黃道婆赴崖前的50餘年開始，吉陽軍城卻接連出現規模空前的三宗大建設——

第一，首築土城：“慶元戊午（1198年），始築土城”，是“闆築”，即用木闆為模，将粘土分層夯實。明人裴崇禮據古碑記述，垛口部分用磚砌：“但以闆築土城，而女牆獨用磚耳”。在此之前，軍城“僅以木栅備寇”，且已“頹圮經年”。

第二，加砌磚城：“紹定癸巳（1233年），乃用磚瓦包砌，周圍一裡餘，計二百四十二丈，高一丈六尺……開東、西、南門”。算下來軍城占地50來畝，城垣走向可考，三座城門都沒有城樓。

第三，開人工河。淳佑五年（1245年）前後，知軍毛奎開鑿甯遠“後河”繞流城北。新河道長約八裡，開鑿部分主要是東部三裡餘的引水段，其餘多是天然窪地。元人王仕熙有景物詳述。明代擴城，後河成為護城河的重要部分，記載位置逐漸迷失。後河是海南唯一尚存遺迹的宋代人工河，很了不起。這麼大的工程當時是為灌溉、防護，還是兼而有之？現在還不清楚。

2010年崖城發掘出宋代城牆，位置、材質與史載相符；後河遺址雖無人知曉，2013年我考據時，仍清晰可辨，可惜後來眼看着它在建房風中迅速消失。

三大工程是确鑿的。

【筆者在衛星地圖上追溯複原宋元的崖城平原。黑體字為宋元，仿宋字為當代，淡黃虛線是古岸線】

從大環境看，13世紀前半期南宋财力相對充足。砌磚城的紹定六年，正是南宋聯蒙古抗金取得決定性勝利的一年，翌年正月擊亡了金。即使到晚宋鹹淳間，臨安人口也還增長到接近140萬，繁盛舉世無雙。

傳世有影響的南宋三部地理志，成書年份都在二三十年之内。《輿地紀勝》主要編撰于嘉定（1208—1224年），定稿于紹定（1228—1233年）；《方輿勝覽》大概成書于嘉熙三年（1239年），有鹹淳二年（1269年）刻本；《諸蕃志》成書于寶慶元年（1225年）。三志均成于吉陽軍三大建設時間窗内，間接反映了當時海内外貿易的繁榮。

【展開的崖州布。2015年底，三亞文博會上的瓊南收藏家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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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間 三大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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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邑如何能修大城？

三大工程，耗費大量人力物力。據築城前不久的州官周其乂家書，吉陽軍“境内止三百八戶”，軍城僅“散處數十家”茅草房，靠本土資源遠遠不能負擔。

有統計，宋之前華夏磚石砌城僅31座，占所知城池4%左右。到宋，有據可查的城池為383座，其中磚石城為84座，占18%。兩宋地方州軍财力艱窘，許多官員反對築城，何況吉陽這樣的最弱下等州軍。有人指出南宋長期面臨金和蒙古的軍事壓力，不得不在沿淮前線城市修城牆，内地很多城市依然沒有。城牆包磚，更隻能在一些重要的城，或城牆上某些防禦的重點地段才用，因為太費錢了。

明初之前，海南即使州縣官署也常限于茅草房，築城所費民力之巨，自然異常突出。瓊管即後來的府城，宋初有城：“開寶五年（972年）始徙今治，築城凡三裡，即漢玳瑁地。宋紹興間（1131—1162年），管帥李谔複築外羅城。”

古儋州即宋昌化軍，漢代曾築城，但“僅二百六十步，高一丈四尺”，按一步二尺折算，這個城池每邊僅長十三四丈，隻是個略大的軍堡，工程量可以不論。自從隋唐間州治搬到今中和鎮以後，人多了，卻隻有“周匝皆植刺竹……以此禦侮”，顯然是負擔不起費用。直到近代，海南不少村寨都是如此防護。儋州城明初才開築。

萬安軍築城于紹定間（1228—1233年），比吉陽軍土城晚了35年。“廣袤不及一百丈，南開一門，中容公廨。土軍民廬數十家。曆久傾圮。元時，有令禁修。”

宋代海南四州軍，築城最早是瓊管，其次吉陽軍，第三萬安軍，昌化軍沒有。

萬安軍城“廣袤不及一百丈”即每邊最多隻有25丈，折算城内面積僅10畝略多，相當一個标準足球場。而吉陽軍磚城，以周長算其占地約有50來畝，是萬城的五倍；城内光是官署區就接近十畝，等于整個萬城。

吉陽軍城的質量也比萬安軍好。後者不過數十年就“曆久傾圮”了，所以提到元時禁修。但崖城元代并未傾圮，百年後的元統元年（1333年）尚建谯樓于其上。到洪武九年（1376年）重修時，距紹定包磚已是140多年了。

雖然萬州年降水量倍于崖城，但城牆是單面還是雙面包磚，差别巨大，宋代很多磚城也隻是向外迎敵一面的城牆包磚，内面依然是闆築，這樣自然不耐豪雨。萬城或許就是，而崖城卻是頂級配置，雙面包磚。

四州軍中，吉陽軍最遠僻，戶數最少、最貧窮，而且與抗金、抗蒙元毫無關系。但是吉陽軍城無論築城時間、體量、質量，都明顯排在全島第二，出現遠超萬安軍的大城、好城，這種反差，背景耐人尋味。

原因何在？

南宋海運大盛，吉陽軍是中土最前沿港，在其中擔當一個怎樣的角色？

【澳洲博物館收藏的東南亞傳統手工棉織品，翻拍自國外專著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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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排除海運走私

無論農業還是手工業，天涯一隅的崖城小平原，恐怕都不可能在一代人之内取得大的突破。雖然史料對海南非絲織物（婦女“不事蠶桑”）的記載，南宋有一個明顯的增加，出現吉貝、花被、幔布、黎錦、黎單、鞍搭等諸多名色，但并無材料證明吉陽軍在這方面特别發達，以緻超越其他州軍。

發展不平衡，應該主要是海運貿易。儋州雖是老資格，民數多，但不在海路主線。南宋“一片萬錢”的極品沉香，最佳産地是萬安軍，萬城卻遠遜吉陽，必有緣故。那麼，吉陽軍海運如何？

《諸蕃志》描述萬安軍“居多茅竹，瓦屋絕少”，“城東有舶主都綱廟，人敬信，禱蔔立應，舶舟往來，祭而後行”；吉陽軍“郡治之南有海口驿。商人舣舟其下，前有小亭，為迎送之所”，商貿氣息相對濃厚。

海運大盛，或許是朝廷肯花大錢，在吉陽軍這種與抗金毫無關系之處建好城的唯一理由。但是，史料又未見這種大盛的記載。

吉陽軍城之修建，前後經曆數十年，其與海運之興很可能互為表裡。此時吉陽軍東部臨川鎮（今三亞市區）已不太平，因此推測：可能由商家捐輸經費，官府出面建造磚城。

宋代瓊州，雖然并非對外通商口岸，但也不禁止向未帶“禁榷物”及聲稱因風信不便而來的船舶征稅；另外，按規定交趾等國貢船也可以在廣南西路沿海登岸貿易。“元豐三年，（海南）分屬廣南西路”，正處在交趾貢船可貿易的地位。

南宋外貿遠超北宋，幾乎通達整個文明世界，利潤豐厚。但是朝廷高度壟斷，權貴把持，民間資本沒有合法渠道進入，除非走私。吉陽軍有一定的外貿活動空間，如能疏通官府，更大的走私貿易是可行的。而最有實力的走私團體，無疑是海盜。

海盜，是吉陽軍城無法完全排除的、可能在暗中起決定作用的因素。因此，軍城的未記載繁榮，可能包含某種“詭異”。

曆史上的“海盜”“走私”，是重要客觀存在，分析宜理性，不帶褒貶色彩。

南宋海盜，或受海上貿易激增的刺激而空前旺盛，開啟了直至清康熙中期延綿數百年的活躍期。海盜活動方式複雜，掠人越貨不過是謀财的一種方式，商匪一家或充當航運保護傘，是另一種方式，或許更為高效。明末鄭芝龍集團就深谙此道，由此而富可敵國，敢與清廷讨價還價。後來其子鄭成功從荷蘭人手中收複台灣，成為著名的民族英雄。

宋末著名的海盜集團，“臨川巨盜”陳明甫兄弟，正産生于吉陽軍東部，老巢就在今三亞鹿回頭山腳。

【三亞鹿回頭山腳一角，南宋陳明甫老巢】

海盜走私，占南宋外貿相當份額，其中不少，在形式上是半合法的，與地方官府存在某種默契。海南珍物豐饒，吉陽軍地僻民少，且為中土最遠一港，這種地位或許正符合他們的需要。

軍城居然受海盜暗中保護？這有點匪夷所思。但是分析陳明甫史料，可以找到不少線索。

“鹹淳間權吉陽軍判”邢夢璜的《摩崖碑記》，是對陳明甫近乎唯一的權威史料。文中稱陳氏乘雙龍頭大船，在瓊南公開稱王前後達八年，擁有強悍武裝，“出沒海岸，敢于剽滅朝廷之舶貨”，使“諸司舶務，殆為虛器”，橫行閩粵桂三省及印支半島沿海，每年綁數百人賣于外番，往來南海如無人，官軍無敢領命征讨者。

此前很久，臨川就長期失序，“五六十年奸孽為妖，互相攘寇，自相易置”，官府無法管制。直至鹹淳十年（1274年）陳氏才被官軍馬撫機、雲從龍擒殺覆滅，五年之後，宋朝也滅亡了。

官軍出動有多大規模？沒有具體數字，隻有“計畫凡三載，出師凡七旬，而勳業之盛，自有崖以來，千百年未之有也”，是瓊南軍事史上空前的一場大仗惡仗，由此可見陳明甫的實力。

而吉陽軍城，僅有區區“百餘戶窘弱之民，五六十疲散之卒”。實力如此懸殊，卻始終沒有陷落——需要說明的是：《光緒崖州志》（海南2006年版545頁）的《節錄摩崖碑記》，其實不知何人改寫，該處作“崖以百餘戶孱民，五六千疲卒，植軍其間”，“千”字大錯。必須以《正德瓊台志》原文為準。

【《正德瓊台志》書頁（作了反相美化處理），關于陳明甫的史實】

無所顧忌的陳明甫，雖然“睥睨軍印”即根本不把軍守看在眼裡，卻一直不吃嘴邊軍城這塊肥肉，什麼原因？

《碑記》載陳明甫得勢後，在今稱天涯海角處開辟養殖場，專門養殖玳瑁。玳瑁珍貴，售于遠方市場，而且短期不能見效。這說明他不是簡單的亡命之徒，具備足夠自信心和商業頭腦。既然如此，不殺雞取卵，控制軍城以走私或坐收保護費，才是最佳選項。走私量哪怕隻有廣州貿易的百分之一，獲利就很可觀，比他“包占本軍五十餘村稅戶”豐厚得多。養着軍城下金蛋，符合他的最大利益。

《碑記》又載，陳明甫大敗後遠匿占城和交趾，被官軍兩次派人追蹑驅逐。試想若他一味行兇，必犯衆怒，勢窮怎敢過去？但如果是長期的“貿易夥伴”，去避難就很正常。《碑記》說他密切結交占城、安南等番國以為外援，可見并無仇恨。後來官軍雖追至番國，那邊也無人協助捉拿。

所以，陳明甫不破軍城，是吉陽軍“地下”航貿興旺的有力主證；築了大城卻沒有經濟發達的記載，是吉陽軍“地下”航貿興旺的無字旁證——海盜走私基地一旦進入選項，史料中這兩個巨大矛盾，都得到合理解釋了。

雖是“巨盜”，其中的記述密碼卻依然寶貴。要知道，這是宋代瓊南唯一詳盡事件的史料！

唐宋海南，官弱兵少，對地方豪強總是盡量羁縻，不輕易動武，因為大兵登島征讨，要渡海及經受“瘴疠”，代價太沉重。讓豪強直接當官，也不罕見。像唐代鑒真在海南遇到的二馮，都是豪強，馮崇債挂着官位，馮若芳則隻差沒有稱王；南宋範成大筆下的黎酋王二娘，是與朝廷合作的典範，“瓊管有号令，必下王宜人，無不帖然”，允其世襲。黎酋一旦不高興，輕則霸占州縣官廳，“前後邊吏，惴不敢言”，重則如胡铨在吉陽軍所見，将“軍守荷枷綁西庑下”，揚言要一刀殺掉。

陳明甫公開稱王之後，可能迫于蒙元的巨大軍事壓力，朝廷對他依然容忍。真正的導火索是鹹淳“六年春，會瓊黎犯邊，逼近（瓊管）城堞，居民惶惶”，全島管治面臨崩盤，這才不得不派大兵鎮壓。數十餘戰都是“平黎”，後來移師剿滅陳氏，隻是副産品。

《碑記》是官方喉舌，必然妖魔化陳氏而不涉及隐蔽複雜的關系。不久改朝換代重新洗牌，舊鍊條碎斷，秘密就永遠埋藏。

所以我們解讀不能浮面，要由此及彼，由表及裡。深層分析推知：南宋最後幾十年，盡管巨寇在側，吉陽軍城周邊包括諸港依然是特殊平衡下的安甯，内外商貿活躍。

黃道婆的居崖年代，完全囊括了陳明甫的活躍年代。在史料上，陳顯黃隐，研究陳明甫，就是間接研究黃道婆。

【從最新的崖城大橋上拍攝水南中坊村方向，圖中樹叢一線以遠，大緻就是南宋番坊港和大疍港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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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盜記載 深藏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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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餘戶 竟有三港

吉陽軍貿易，無論是否走私都少不了番商。宋元番坊港與番人，在史料中有諸多直接、間接記載。

南宋時，吉陽軍城附近有三個海港，即甯遠河北岸的新地港，位于現在迎旺塔西南不遠，南岸的大疍港、番坊港，位于現在水南村中坊村一帶，并非今人所知之處。《正德瓊台志》相關記載，其中一部分是舊志記錄：

“新地港：在州西三裡。潮水與水南大河相接，通船，分入大疍港。

“大疍港：在州西南三裡。入抵大疍利用坊，客商泊船于此。

“番坊港：在州南十裡。源發五指，流經州南北二河，至此成港入海。

“保平港：在州西五裡。水自五指，流經後河，至此會潮入海。”

唐宋時，州治主港在今崖城中學盲河道附近。最遲在州官毛奎開後河後，主河道水少了，海舶須改泊稍下遊的新地港。“新地”的字面含義，就是取代舊地。

至于保平港，“州西五裡”還不是現在的保平村，是新村仔附近。“州西南三裡”的大疍港，正德時尚未南遷，“客商泊船于此”，商貿繁盛。

相關考據鍊太長不贅，此處隻談番坊港。

番坊港的“州南十裡”，是南遷後的位置。此句後半部“南北二河”彙流“成港入海”的方位，絕不是州南十裡，而接近“州治西南三四裡”。正德志把兩代番坊港撮抄拼湊在一起了。

該志載客語（即後來的海南話）人群“客居番坊、新地、保平三村，俱在州治西南三四裡”，必抄自舊志，反映了宋元三港方位。

這應該是海南話人群在瓊南的最早群落，與港口關系密切。“客居”二字，定義了這批人的身份，即并無本土戶籍，不在380主戶的統計數中。

宋代貿易繁盛的城市，客戶數往往多于主戶數，如元大德《南海志》載，宋時廣州主戶六萬四千餘，客戶七萬八千餘；淳熙間再查，主戶八萬二千餘，客戶十萬零五千餘。又有史載，宋代廣州光是長期定居的“漢番”，就有“萬家”之多。

這為我們考察吉陽軍經濟活動及人文狀況，打開一個不小的空間，也就明白：吉陽軍區區三百餘戶齊民，因何擁有三個港口。

【三亞市域最西緣，海邊不遠的市級文保單位“八人轎坡伊斯蘭教徒古墓場遺址”，認定年代為“唐宋”，是“番人”在瓊南千年活動的地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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崖城平原 番人活躍

至于崖州番人，相關記載有“佛堂寺，在州南三裡番村。堂制、禮念與禮拜寺同”。“州南三裡”應是“西南三裡”，古志方位常省略一字。這正是第一代番坊港位置，可知源自宋代舊志。又載“禮拜寺”是“州東一百裡番人村”（今三亞羊欄地區）的伊斯蘭教寺廟，定義了番村佛堂寺的宗教性質。

番坊、大疍兩港，宋元間聯袂出現于“州西南三裡”即今日中坊村一帶，事迹不少。《正德瓊台志》沒有正面記載這個番坊，隻是将輾轉留存的舊志信息歸類撮抄，于是露出條條尾巴。

吉陽軍又有“海口廟，去郡城五裡港口南岸……屢有靈迹。廟頗雄敞，商人繪像事之甚謹。”城南五裡并無水道，應是城西南五裡。明确提到“港口南岸”“商人”，這是宋代番坊、大疍商港活躍的直接證據。

再有“石三娘廟，在州南大疍村。海邊疍番每年于夏間緻祭……以上系土人私祀”。“石三娘”不知何方神聖，僅此一現；不提裡數通常是由于距離近，因為當時河口寬闊，今中坊一帶沿岸都叫海邊。

海南方志載番人入瓊于“宋元間”，與州西三裡大疍港之存在大略同時，由于番人具備穩定的伊斯蘭文化特征，與本土人群不易融合，所以，其聚泊處無論規模大小，多被稱為番坊港。

【東南亞不同國别的傳統棉紡機，翻拍自國外專著】

第一代番坊之南遷，比大疍南遷至少早半個世紀以上；而第二代番坊之遷離約在清中期，更比大疍早。這或許反映出番坊的船較大，吃水深，所以對河道淤塞最敏感，其航海性質凸顯；疍船則無所謂，說明其船較小，淺海内河打魚居多。

第一代大疍、番坊港是從十一、十二世紀的南宋，一直運作到十六世紀中期，前後五百年。明清甯遠河口不斷淤淺，港口一再外遷，直至清末内河完全不通航，這是後話。

唐宋番坊最早見于廣州，是阿拉伯、波斯等地穆斯林僑民聚居區，又作“蕃坊”“蕃巷”。宋代光塔路一帶就有“漢番萬家”。朝廷允許他們自行設官治理，稱為“蕃長”。既有定式，瓊崖各地“番人”聚居區亦以番坊、番村為名。

史料載海南“番人”主要來自占城，即今越南南部，這可以商榷。

由于信仰及語言殊異，在中土眼光看來“番人”都是一路，其實是有區别的。如正德志載“番俗”中，“用大青盤貯飯，以手撚食”之俗，就與南亞風俗甚接近；而番婦“随貧富，用金銀銅錫為環，穿其耳孔，下垂至肩”的描述，亦與北宋末莊綽《雞肋篇》所載“廣州（蕃商）波斯婦，繞耳皆穿穴帶環，有二十餘枚者”接近。

宋元海南番人中占城人或是主體，也有東南亞别國甚至南亞、西亞的商賈僑民。而番婦風俗之載，顯示番人已批量定居。這為更遠緣的文化交流推測，打開了空間。

從明末開始，海南各地“番人”便陸續聚集到羊欄至三亞河口之間定居，不再散處，産業也逐步改變，最終成為現代的回族同胞。這是海南移民遷徙的一個特例。

【上海闵行馬橋鎮明墓出土的文物：藍印花布被面——轉引自上海市博物館何繼英研究員的參會論文照片】

綜上所述，可以描畫出宋元吉陽軍城一幅比較接近信史的圖景：

除了城廂，賦役單元城東有新興坊，城西有保平坊，城南有利用坊，符合大緻四百民戶之載。番、客戶另計。州西三裡的甯遠河喇叭狀河口，北岸是新地港，南岸是如同雙子星座般并列的番坊港與大疍港。三港上遊數十裡亦通小舟，可以深入黎峒，有些地方“其深莫測，傳有龍潛”……

崖城周邊黎漢區界，大緻千年不變，誰也沒有吃掉誰。漢人農耕區一直在三山一海之間，地域狹窄，正如宋代地理志所述：地狹民稀，“距城五七裡許”就是黎峒。今天這個距離的馬丹、郎吉、沙埋、白河等村落，依然是黎村，再遠的黎村就更多了。至于軍話、客話、邁話乃至後來儋州、臨高等方言區的變化，隻是漢民系的内部變化而已。

宋元崖城一帶，區區數平方公裡的小平原，漢黎番疍各族雜處，軍土客邁諸語共鳴，而“番”字包含地域文化之廣，誠出意外。社會相對穩定、對外交流活躍、多源文化共存的一個人類學典型樣闆，就是黃道婆居崖的史地背景。

作為海上絲綢之路中土最前沿，番舶入華的第一個避風港和補給站，發生遠緣文化的交流傳遞是很自然的。

棉織品的優越性能受到傳入地民衆喜愛，但是撚線困難，于是引發創新工具技術的努力。女織是人類自然分工，從黎至番，都不例外，如織出“折枝團鳳、棋局字樣，粲然若寫”的細節描寫，就與黎錦相類。同時，喬居的番婦也有可能将她們自家的技術帶過來。在這片多元文化土壤中，青年黃道婆飽吸營養。

盡管漢唐間海南“廣幅布”“吉貝布”就很有名，但技藝未必海南獨有，效率也不高。黃道婆帶回江南的，必是較唐漢乃至北宋時效率更高的棉紡工具、技術。她最終成就“衣被天下”的大功德，固然有融合諸家又刻苦鑽研提高的因素，但其源泉或部分源泉，不排除海上絲綢之路的“番人”傳遞。

海南當代有文字稱，黃道婆是有嫁人的。這沒有根據，有家室她晚年怎麼可能說走就走。從黃道婆之名推測，她是出家之人。“道婆”或是道教徒，五代時海南就有敕封峻靈王，是道教聖地，宋代道教亦大行。

但也可能是佛教徒，例如成化《廣州志》載，廣州宋代有位父母富裕無子的“黃道姑”，年少出家住光孝寺，終身舍财行善，死後光孝寺為之立墳立祠拜祭。黃道姑自然是尼姑，那麼，黃道婆也可能是尼姑。

吉陽軍城，佛教有宋開元寺，元天甯寺，道教有宋真武堂，元玄妙觀等，都是有記載的，一些寺廟的位置還相對明确。

黃道婆乘海舶歸故鄉，折射出元代吉陽軍與長江口一帶的商路，是暢通的。細分析，恐怕還不止此。

黃道婆生前隻是民間一老妪，無人仰視。故家本就草根，數十年流落後更無可憑借。落葉歸根雖是人之常情，但是，孑然孤老回那個其實陌生的無助之地，如何為生？黃道婆自是明白人，不至貿然犯險，有否抱負不說，自保是底線。她敢于不遠萬裡回歸，又順利成功，這個因果邏輯鍊隻缺一個推測，就完整了——

吉陽軍口岸，陸續有新法制作的棉織品向包括長江口一帶的北方輸送，獲利理想。黃道婆從客商獲悉北方棉業幼稚，需求甚殷，知道回鄉憑技藝必無愁衣食，才會不懼遠遷。

【馬橋鎮明墓藍印花布被面的若幹局部——轉引自何繼英論文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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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陽軍城 文化多元

【附】黃道婆離開吉陽軍前100年的相關大事記

慶元戊午（1198年） 吉陽軍始築土城。

寶慶元年（1225年） 趙汝适《諸蕃志》修成，記載瓊南驿站、港口。臨川海盜勢力開始膨脹。

紹定癸巳（1233年） 以磚包砌吉陽軍城牆，開東、西、南門。

淳佑五年（1245年） 州官毛奎移建州學；此前後，開鑿後河。

寶祐三年（1255年）前後 少年黃道婆流落吉陽軍。

鹹淳三年（1267年） 陳明甫稱王。

鹹淳六年（1270年）春 黎衆圍攻瓊管，朝廷派欽州守将馬成旺南下鎮壓。

鹹淳十年（1274年） 陳明甫被擒殺。

至元十四年（1277年） 元政府在上海鎮設市舶司，商港開放。

至元十六年（1279年）春 元兵平定海南。

元貞年間（1295—1297年） 黃道婆離開吉陽軍返回松江。

本期作者：多港峒客,1951年生于廣州，布衣。十年海南知青，返城十年國企，再下海經商。年過半百後漸悟曆史文化之可貴，遂投身學習與挖掘。在海南與部族兩翼，讀書行路，樂此不疲。唯望能為華夏文明薪火相傳略盡綿薄，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