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世界”是個經常被使用的政治名詞，它出現于20世紀中葉，得益于殖民主義的退潮，不少曾經的殖民地紛紛獨立，這些地處亞洲和非洲的新國家，與拉丁美洲國家一道共同構成了“第三世界”（Third World）。

這些國家之所以被稱為“第三世界”，是因為它們既不同于“第一世界”的先進工業化國家，又不同于“第二世界”的普通工業化國家，“第三世界”國家的共同特征是落後與貧窮，然而，貧窮與落後并不代表力量孱弱，“第三世界”國家團結起來就是一股無法忽視的巨大力量。

首先提出“第三世界”一詞的人是阿爾及利亞的思想家弗朗茨·法農（Frantz FaNon），在法農看來，所謂“第三世界”國家，都限于某種困境，從而無法實現工業化。漢學家盧錫安·派（Lucian W. Pye，又名白魯恂）發展了法農的說法，他認為這些國家最大的問題，是無法達到“穩定和有秩序的變革”（stability and orderly change）。

弗朗茨·法農（Frantz Fanon）

結合二者的觀點，我們可以說，“第三世界”國家在國家統一、政治制度、經濟發展和社會結構方面，都存在無可回避的頑疾。一般來說，人們普遍認為“第三世界”國家有4種表現：

第一、經濟上，開發程度低；

第二、政治上，奉行不結盟；

第三、文化上，非西方文化；

第四、地理位置上，分布于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

不過，被認定屬于“第三世界”的國家，很少4種條件同時具備的。

盧錫安·派（Lucian W. Pye，又名白魯恂）

舉例來說，中東石油輸出國有很高的收入；拉丁美洲有許多國家保留了西方文化；亞、非、拉地區也有日本、新加坡、韓國、以色列等不屬第三世界的國家。也就是說，“第三世界”這個概念并不是一種“篩選機制”，而隻是一種模糊的稱謂，用來代指位于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落後貧窮國家。這些國家存在的首要問題，其實不是經濟落後，而是整合困難。

“第三世界”國家大多脫胎于殖民地，在國家整合與認同方面存在相當多的問題。現在的亞、非國家中，隻有數個國家的獨立時間超過五十年以上，各國疆界因受殖民統治的影響，往往呈現出極不自然的人為幹預狀态，所以各國為了促成民族團結，不得不“追溯”曆史，例如，1957年由黃金海岸與英屬多哥合并而成的新國家取了“加納”的名字，希望以此讓人們記起中世紀時的非洲加納帝國。無獨有偶，法屬蘇丹建國時以馬裡命名，希望借此名字讓人們記起尼日河上遊古老的馬裡帝國。

殖民地軍隊

另外，1975年，達荷美（Dahomey）改名為貝甯，是為了紀念15世紀至17世紀的貝甯王國。與之類似，剛果民主共和國在1971年改名紮伊爾（Zaire，1997年改回剛果），以及上沃爾特于1984年改名布基納法索，均出于曆史的考慮。

将國家名稱改為曆史上存在過的古國，是“第三世界”國家為團結國民，聚攏民心所采取的的一種務實策略，藉由追溯曆史，可以讓因殖民經曆而陷入“空虛”的本國曆史觀充實起來，使新國家的人們有歸屬感，從而更好的融入新的環境。

但并非改一個名字就能解決新興國家内部的所有差異，例如地中海島國塞浦路斯（Cyprus）在1960年獨立後，由于曆史原因，該島上存在兩個文化背景的族群，最終導緻國家陷入内亂。國家的統一和整合問題始終無法解決，就會牽出“第三世界”國家的第二個問題——政治制度建設的困局。

“第三世界”國家由于缺席了自主“近代化”的過程，所以在政治制度方面，往往模仿自己曾經的宗主國或者先進工業國，大多渴望建立民主政治制度。然而，西方民主政治是在高教育基礎上，通過富足的工業化社會不斷演變而成的，所以有其特殊性。“第三世界”國家過去長期受殖民統治，本身并沒有因工商發達而産生的社會階層，百姓的教育程度也偏低，因而并不具備學習西方的條件。

卡爾·弗裡德裡希（Carl Friedrich）

政治理論家卡爾·弗裡德裡希（Carl Friedrich）更是直言不諱地表示，“第三世界”根本無法學習西方，因為西方國家的民主制度其實源于其信仰和倫理價值，這是“非西方”文化背景的國家不具備的先天條件。

盧錫安·派也指出，西方國家曾經一度想把自己的制度與法律移植到殖民地，期望在當地複制本國的制度，為殖民地建立秩序，然而其結果卻南轅北轍，不僅沒有建立新秩序，反而破壞了原有的秩序，使殖民地呈現出長期的不穩定狀态。曾有被殖民經曆的“第三世界”國家，很難實現民主制度，因為百姓不具備參與現代政治的知識和意願，權利和義務這樣的概念都沒有普及，何談建立現代政治制度？

不過，新世紀以來，由于政治制度的多元化越發豐富，“第三世界”國家可學習和借鑒的經驗多了起來，它們也在逐漸摸索屬于自己的政治制度。如果說政治制度可以學習，那麼經濟發展的模式是不是也可以學習？現實的答案并不簡單，“第三世界”國家一直處于發展經濟的迷惘中。

如何發展經濟，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富裕，這是每一個國家都在思考的問題。對于“第三世界”國家來說，經濟的問題可以算得上是沉疴痼疾。20世紀中期，很多國家認為經濟的停滞在于殖民體系的餘毒，隻要實現獨立，經濟問題便可迎刃而解，但獨立之後卻愕然發現獨立并非标本兼治的靈丹妙藥，一潭死水的經濟仍舊毫無起色。

脫離了舊有的殖民經濟體系，如何給自己定位，成了“第三世界”國家首先面對的困境，由于曾經有過被殖民和被剝削的痛苦經曆，它們傾向于發展集體經濟和計劃經濟，但效果并不理想。掉頭重新發展完全的市場經濟，但礙于文盲率過高、知識水平低、貧富分配不均等社會條件，供求市場遲遲無法建立，經濟又陷入停滞不前的境地。

“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問題，說到底是兩個原因的掣肘，其一，作為殖民地，它們曾經的經濟結構極不合理，往往隻是某種原材料的産地，缺乏完整的工商業體系，想靠一己之力建立“大而全”的經濟模式太過困難。其二，國際經濟秩序已經建立，并沒有給“第三世界”國家留下“優勢位置”。作為後發國家，雖然有後發優勢，但往往要接受對自己不利的“遊戲規則”。面對經濟體量巨大的先進國家，“第三世界”國家孤掌難鳴，單憑自己攪不起滔天浪。所以，“第三世界”國家會利用團結的力量，施加集體影響力。

在國際政治中，“第三世界”國家雖然國力并不突出，但也有不可忽視的作用。不可否認，“第三世界”國家之間有利害上的沖突，但“兩害相權取其輕”，在某些大是大非的選擇面前，它們會摒棄分歧，站在共同的立場上，如反殖民主義和反經濟霸權。“第三世界”國家的集體影響力，來自“不結盟運動”。

不結盟運動（Non­Aligned Movement）首次峰會

1955年在印尼萬隆舉行的亞、非會議，有29個國家參與，後來在印度總理尼赫魯、埃及總統納薩爾等人的倡議下，發起了不結盟運動（Non­Aligned Movement）。1961年，“第三世界”國家在南斯拉夫的貝爾格萊德舉行首次峰會，當時有25個國家參加，時至今日，參加不結盟運動的國家已達103國。

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的總部設在萬國宮

不結盟運動為“第三世界”國家的團結開了一個好頭，後來為了解決全球經濟不平衡問題，聯合國在20世紀60年代舉行過兩屆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當時亞、非、拉丁美洲國家團結一緻，形成一個集團，這就是著名的“77國集團”（Group of 77），後來這個集團擴容到100多國。以“第三世界”國家為主的“77國集團”，人口占全世界總人口的80%，這是一股無法忽視的力量。

盡管國家與國家之間有實力強弱的區别，但由于“第三世界”國家團結一緻，彙聚成無堅不摧之力，使國際社會秩序沒有“走偏”，一直行駛在主權平等的“車道”内。國力有強弱，國格無高低。雖然“第三世界”國家還存在各種各樣的問題，需要付出巨大代價才能克服，但隻要它們團結一緻，維護國際秩序的公平和公正，相信在不遠的将來，“第三世界”這個名字會被“美麗新世界”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