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暴發以後，加班就是家常便飯了:即便疫情沒有發生在自己的街道，也要去支援其他街道。即便是周末，也要時刻準備着應對突發情況。

　　4月25日，李國強在一小區樓門處貼核酸檢測通知。受訪者供圖

　　文丨新京報記者 周思雅

　　編輯丨陳曉舒

　　校對丨吳興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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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25日，在北京的地圖上，一個方正的區域被劃了出來：東二環以東，西大望路以西，廣渠路以南、華威南路和松榆南路以北，被劃入了北京的疫情臨時管控區。

　　北京市朝陽區潘家園街道的四五百名工作人員被派往臨時管控區的各個角落，25歲的李國強就是其中之一。

　　4月25日封控過後，李國強有一個很明顯的感受：潘家園街道的模樣發生了變化。“走在街上的時候，幾乎看不到人。”

　　他說，潘家園街道占地3.4平方公裡，容納了14萬人口，如果所有人都站在馬路上是站不下的。但現在，一個煙火氣很足的街道失去了往常的喧鬧，汽車聲、人聲都消失了，能聽到的隻剩樹上的鳥叫聲。

　　他還發現，封控剛開始時，大部分人的情緒是不穩定的。社區辦公樓的電話鈴聲基本沒有斷過。

　　李國強向我們還原了封控下的潘家園街道。以下是他的講述：

　　封控

　　4月24日晚上，從我接到即将封控的通知電話起，我就沒有離開過潘家園街道。

　　我們先是到臨時管控區的各個卡口巡邏，檢查卡口的設置是否合理。臨時管控區内劃分為封控區和管控區——封控區主要在潘家園街道的東邊，有一個高風險和兩個中風險區，卡口設置要嚴格些。例如，像松榆裡這樣涵蓋了高風險地區的小區，有确診的那幾棟樓和周圍輻射的幾棟樓裡的居民都需要做到足不出戶，日常保障物品由街道或社區的工作人員送到家門口；西邊的幾個社區沒有确診和密接人員，屬于管控區，相對風險低，卡口上的工作人員在值守時，有看病、購買日常生活用品需求的居民都可以正常通行。

　　兩個區的任務也是分工進行——封控區裡的工作人員負責挨家挨戶摸排，确認每家每戶住了幾口人，有沒有人還在小區外，哪家有特殊的藥品需求或是寵物轉運需求；管控區的我們則負責接收這些信息，再聯系安排車輛，該配送的配送，該轉運的轉運。

　　4月25日，我上門通知了街道的各個店鋪，除藥店、超市、生鮮店外，都需閉店停業。

　　接下來幾天，我們最核心的任務是：完成臨時管控區内的全民核酸檢測。

　　早上五點，我和同事們會先準備物資，把街道辦公室裡的防護服、核酸檢測設備等物品清點後運輸到各個社區。還要準備醫務人員和我們街道工作者每天必需的口罩、防護服等等，再向指定的餐飲保供企業預訂一日三餐。

　　六點，我要到目前負責的潘家園南裡社區居委會報到。許多社區工作人員都在那兒等着，他們晚上就睡在居委會會議室裡的行軍床上。我們要開始設置核酸檢測通道，分配工作小組，三人為一組，其中一個醫務人員負責采樣，另外兩個街道的，一個負責身份信息錄入，一個負責維持秩序。像潘家園南裡社區大約有四五千人，我們就派8個醫務人員過去，設置8條核酸檢測通道。

　　六點半，物業開始按照樓門順序喊話。

　　早上七點到九點和下午一點後都是核酸檢測的高峰，人特别多。我們全程穿防護服、戴面罩和N95口罩，感覺吸氣是一點一點吸進來，呼氣又是一點一點呼出去。這時候，我基本是能少說一句話，就少說一句話，要不然實在喘不過氣。我通常在防護服裡面隻穿件背心，但總是不到一小時，背心就被汗濕透了，貼在身上。

　　我們工作組一共15個人，輪着做核酸檢測工作，也輪着吃飯。吃午飯時間從十點、十一點一直到下午兩三點。晚飯也是如此，最早的下午四點就吃，晚的則要八點多才吃上。換下班來的同事，可以去居委會找張椅子躺躺。

　　晚上八點左右，一天的核酸檢測任務就算結束了。接着，我們需要向街道彙總一天的情況，統計比較每天的測算人數與在冊居民人數。我們目前登記在冊的居民人數是第七次人口普查時的數據，所以，隻要測算人數超過在冊人數，核酸檢測的數據就是合格的。

　　晚上十點左右，結束工作。街道給我們安排了酒店住宿。回到酒店後，我會抽幾分鐘時間和我媳婦打個電話，她是名心理醫生，也被抽調去了北京市的一個防控專班，我倆從4月24日以後就沒有再見過了。而後我會沖半個小時澡，在這段時間裡放着水，什麼也不幹，讓自己徹底放空。

　　4月27日，李國強在核酸檢測點的椅子上休息。受訪者供圖

　　改變

　　4月25日封控過後，一個很明顯的感受是——潘家園街道的模樣發生了變化。

　　我走在街上的時候，幾乎看不到人。除了一些工作人員，遛彎的、遛狗的人都特别少。潘家園街道占地3.4平方公裡，容納了14萬人口，如果所有人都站在馬路上是站不下的。但現在，一個煙火氣很足的街道失去了往常的喧鬧，餐飲、美發、口腔診所、足療按摩這些服務類的底商都關了門。汽車聲、人聲都消失了，能聽到的隻剩樹上的鳥叫聲。

　　幾天下來，居民的态度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封控剛開始時，大部分人的情緒是不穩定的。社區辦公樓的電話鈴聲基本沒有斷過，居民在電話裡的語氣都很急切，他們會問，健康寶彈窗了怎麼辦？一共要做多少次核酸？為什麼昨天做了核酸今天還要做？為什麼沒有去過風險區也會彈窗？

　　我覺得，居民們一時無法理解現狀，感到恐慌，是很正常的。

　　我會向他們解釋，健康寶彈窗是依據大數據篩查，這是辨别是否有感染風險的最有效手段。做完三天兩檢的核酸檢測，如果結果沒有問題，健康寶自動就恢複正常了——大部分居民在溝通後，語氣都會緩和下來，他們也是能理解我們的。

　　人與人之間的社交距離也在慢慢發生變化。

　　剛開始做核酸的時候，居民們在排隊時還是比較放松的，許多人甚至笑嘻嘻的，可能是覺得以前也有過這樣大規模的檢測，習慣了。但是再過幾天，大家在做核酸排隊時就越來越自覺地保持距離、間隔一米了。大家在逐漸意識到形勢的嚴峻。

　　我加了很多社區的微信群。封控之前，除了物業、社區發的一些通知，大家通常都是各顧各的生活，很少在群裡說話。封控之後，這些微信群變得活躍了起來。大家會在群裡更新物資購買信息，分享哪裡可以買到蔬菜和生活用品，也會交流目前的疫情形勢。還有的人在群裡說，願意把自己家富裕的菜貢獻出來，分享給其他居民。可以說，原本極不活躍的社區微信群，因為一場突然的封控，它們的靜默也突然被打破了。

　　4月27日，李國強在一小區核酸檢測點錄入居民身份信息。受訪者供圖

　　等待

　　我老家在山西，大學時來北京讀的書。2019年，我考上了潘家園街道安監科的工作，就在這座城市生活了下來。

　　疫情最初暴發的2020年，是我生活和工作的分水嶺。

　　疫情前，我主要負責保障街道所屬轄區的安全生産運營，配合社區進行一些宣傳工作，每天都是朝九晚五，幾乎不需要加班。

　　疫情暴發以後，加班就是家常便飯了:即便疫情沒有發生在自己的街道，也要去支援其他街道。即便是周末，也要時刻準備着應對突發情況。我們科室給每個人都标配了一個衣櫃，所以這次臨時封控以後，我雖然沒時間回家，也可以從辦公室拿換洗的衣服。

　　穿着防護服，對溫度的感知也發生了變化。一天中最熱的時間原本是下午兩點，前兩天下雨，變成了上午十一點左右。十一點左右也是肚子最餓的時候，工作到一半，那種感覺會讓人焦慮。我想着下班，但是離下班還有很久，我想吃飯，但是身上還穿着防護服——這種感覺是最難熬的。

　　我工作至今三年了，雖然所在的地方是街道，是城市治理的最末端，但它也如毛細血管一般肩負着細枝末節的責任，維系着整個城市的運轉。一開始，我隻是把這份工作當成一個穩定的飯碗，到我真正開始參與城市的治理後，我發現自己作為城市中很微小的一部分，也能起到很大的作用。

　　比如說，平時做安監工作，當我看到一個個安全隐患消除的時候，我的内心其實是非常有成就感的。我會覺得，如果我沒有發現這個隐患，沒有及時提醒、要求整改、進行處罰，沒有給責任方施加壓力的話，隐患會進一步發展成危險甚至是災難。我覺得我每發現一個問題，就可能給無數的家庭帶來安全。

　　4月25日，全朝陽區一共做了350萬份核酸檢測，我所帶領的團隊就完成了一個小區八千多份核酸檢測。到4月27日第二輪核酸檢測結束後，我的團隊一共完成了一萬三千多人的核酸檢測，在潘家園街道的14萬人口裡頭，我們所完成的核酸檢測數量是十四分之一——這對我而言，也是積少成多的一種成就感。

　　4月28日，松榆西裡社區已經上升為中風險地區，臨時管控區的範圍也發生了變化——原來隻是到西大望路，今天又向東邊和南邊擴大了。原本是兩輪核酸過後居民期待的解封日，突然又面臨更長時間的封控，相比前兩天，今天有更多居民打電話來詢問——消解居民的抱怨情緒已經是我們這兩年習以為常的工作。

　　這次的臨時封控對我來說也是一次漫長的等待——我和媳婦原本打算在五一假期拍婚紗照，現在這個計劃注定要推遲了。

　　我和我媳婦是2020年疫情時在集中隔離點認識的，當時她負責隔離點的心理咨詢，我負責協調安排。疫情的兩年來，我們已經習慣了在疫情一線各自奔波的生活，我們的生活也一直是脫軌的模樣——我倆總是不在家，房子總是空着，相處的時間總是太少。

　　如果生活回歸正軌，我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和媳婦一起把婚紗照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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