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 年的時候，一批内閣大庫檔案差點被賣給了廢紙廠，當作制作“還魂紙”的原料。所幸這批檔案後來被搶救回來，現收藏在台灣的“曆史語言研究所”。專家學者通過整理後，發現一批具有重要曆史價值的公文書。

　　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大概就是當時清廷的“皇帝诏書”了，透過這些诏書，能發現很多有意思的小細節。

　　一、诏書的開頭和結尾

　　清朝诏書的開頭、結尾與皇帝之寶钤印

　　台灣曆史語言研究所收藏的這批文物中，有留好空白，等待謄抄地诏書，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封诏書的開頭和結尾。

　　在清朝時，當國家有重大事件或隆重慶典，例如皇帝登基、大婚、親政、賓天、重大災變等，都要由皇帝頒布“诏書”，将攸關國家體制發展的政令诏告天下，是一種具有規範性、體制性的宣導行為。清朝诏書的書寫格式以“奉天承運，皇帝诏曰”開頭，以“布告中外、天下，鹹使聞知”結尾。

　　清朝诏書的滿漢合璧寫法，左側是滿文，右側是漢文

　　滿族作為多民族統治的征服王朝，也要聯系自己的語言文化，因此清朝公文一般同時使用漢文和滿文，漢文從右側直書到中間，滿文從左側直書到中間，诏書也采用這種滿漢合璧的書寫形式。

　　透過對照右側漢文亦能掌握左側滿文的意思。當然，并非所有清朝公文都是滿漢合璧，例如在臣子給皇帝的秘密奏折中，可能隻用滿文或漢文書寫，而在西北用兵時，軍情緊急的情況下亦僅用滿文來核報軍情。

　　三、公文書的傳送

　　诏書先在北京中央隆重頒布，除了钤有皇帝寶印的寶诏（正本）之外，禮部會再制作若幹謄黃（複本）。赍诏官會攜帶一份寶诏及若幹謄黃，前往指定地點宣讀，随後再将寶诏帶回中央。各地接獲寶诏或謄黃之後，要将诏書頒到日期以題本報部察核，如有需要也會再複制若幹謄黃下傳到轄區各地。因應路程遠近不同，康熙四十二年 ( 1703 ) 時曾明确訂定赍诏官赴各地頒诏往返的時限，例如從京師到河南、山西一帶往返限 30 天。

　　當诏書送達地方時，并不是靜态的展示，而是要透過宣诏官大聲朗讀诏書内容，即使是不識字的人民也能聽聞皇帝的指令。

　　由于清朝國土實在幅員遼闊，到光緒時才有電報，在這之前隻能透過實體文書傳輸，從京師到桂林來回就要 105 天，政治難免出現不同步的問題。例如地方收到皇帝遺诏後，要上奏表示自己什麼時候收到遺诏、開始守喪，各地的喪儀制度會有所不同。

　　勘合──用來證明赍诏官的身份、取得旅途補給（光緒十九年七月）

　　現今政府人員出差各地要帶着護照或相關文件證明身分，而在清朝時赍诏官到各地傳送诏書也要帶着“勘合”這個官方文書，證明自己是政府官員。因為各驿站恐怕不知道赍诏官長什麼模樣，就需要以勘合為準。而赍诏官往返各地不可能帶那麼多行囊，因此各驿站要以勘合所記載的數量，提供應付的口糧、跟役和馬匹，幫助赍诏官順利完成傳送诏書的任務。

　　兵部火票──寫着“馬上飛遞”表示要趕快傳送诏書（幹隆四十五年九月十五日）

　　道光十五年 ( 1835 ) 廢除赍诏官的委派，诏書改由透過各驿站傳送，但仍然需要一個官方的文件證明來傳遞诏書，這時就改用遞送一般公文所用的“兵部火票”。在兵部火票的右上方，有漢文寫着“馬上飛遞”，而右下方也有滿文寫着“馬上飛遞”，看到這四個字就知道要趕快跳上馬兒把官方的文書送往目的地。而清朝一般诏書為日行三百裡，最緊急的情況會明載“日行六百裡加緊”，等于一天要騎馬颠簸飛奔大約 300 公裡，體能消耗與屁股疼痛程度難以想像。

　　四、公文書丢包事件

　　馬有失蹄，人有失足，曆史上曾發生過公文書丢包的事件。乾隆四十二年 ( 1777 )，管理吏部的大學士舒赫德向皇帝上題本報告，在兵部火票明載“日行六百裡加緊”傳送的公文書，竟然送到遺失了！到了驿站隻有看到兵部火票，卻沒看到背包裡面的公文，舒赫德認為發生這種事情要來治罪，革職該地漫不經心的知縣。

　　大學士管理吏部舒赫德題本，報告公文丢包懲處一事（乾隆四十二年四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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