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

　　念天地之悠悠，獨滄然而涕下。

　　提起陳子昂，人們自然會想起他這首“登幽州台歌”。你看詩人那種百感茫茫的複雜心情，那種傷時感遇的沉郁情調，那種俯視一世的孤高抱負，都從寥寥四句中噴薄而出，何等深沉，何等悲壯！再三吟誦，彷如在白茅蕭蕭、萬幕不嘩的戰地，聽到駿馬的幾聲悲鳴；也彷如在深山窮谷，踽踽獨行，忽聞萬木怒鳴，千林振響。此中是悲是憤？是愛是恨？是激烈還是低徊？是狂歌還是痛哭？糾結纏綿，很難分解。但覺四句之中，觸緒無端，既不知從何而來，亦不知從何而去；憂懷雜沓，既不知何由而起，亦不知何由而止；渾淪莽蒼，竟不知是個人之感，時代之恸，還是摒盡今茲，壓倒千古。

　　這四句詩很難演繹，也很難解說，詩人胸中包羅廣闊，筆下棄盡町畦，無來無去，無首無尾。勉強解說，勢必如揮沌鑿竅，七日而死。然而我們必須知其時代背景，必須探其寫作動機，盡力去接近它，才有可能設法去了解它。

　　這不是個人牢騷的迸發。在這短短的四句中，跳動着強烈的時代脈搏，反映出先驅者的苦悶與渴望。

　　陳子昂在二十九歲的時候，曾向武則天上過《答制問事八條》，主張減輕刑罰，任用賢才，延納谏士，勸功賞勇，減輕徭役等，其中許多都是符合人民願望的。但是事實說明，推行賢良政治并沒有他想的那麼簡單。武則天當時忙于稱帝改号，有她一套施政計劃，對于這個文學小臣，當然不會重視。不久，他又因母喪去官（一說因為他上疏議論時政，武則天不喜歡他，因而罷職）。

　　過了幾年，再回到朝廷，卻又因牽入“逆黨”之事，陷在獄中。出獄後，在洛陽任右拾遺，到次年（萬歲通天元年，公元六九六年）參加武攸宜的軍事參謀。不料他一片為國的忠誠，反而招來了意外的打擊，不能不使他十分憤慨。

　　當時，東北邊境住着契丹族，此時勢力雖然并不甚大，仍是邊境上的潛在威脅。武則天時期，鎮守東北的松漠總督李盡忠忽然叛變，朝廷派兵鎮壓。恰在此時，契丹趁機起兵南侵，攻陷幽州、冀州和營州。武則天派武攸宜北上抵敵。武攸宜不谙軍事，才一接仗，先鋒王孝傑等全軍覆沒。

　　陳子昂正在幕中參謀軍事，曾向武進言，不納；又請分軍萬人為前鋒，以遏敵勢，武亦不聽。其後更将他降職處分。子昂滿腔愛國熱情，受到打擊。有一次，他登上幽州台（唐幽州治薊，故城在今北京市西南），放眼河山，忽發無窮感慨，便寫下了這四句。

　　“前不見古人”，不是前無古人，而是我既不見古人，古人亦不及見我。“後不見來者”，也不是後無來者，而是後人我不及見，後人也不及見我。見我和我見的，本是這個時代，而偏偏在這個時代，既無古代英雄，亦無将來俊傑，沉迷慘澹，生氣寂然，“天地悠悠”，人生有限，誰能免于“怆然涕下”？這正是縱臨千載、曠視四海的有志之士的一段沉重的悲痛。

　　後來如清代的思想家和詩人龔自珍有詩雲：

　　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

　　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

　　千載遙遙，同懷此感，也不妨作為陳子昂此詩的印證。

　　唐初，以帝王提倡而風靡的“宮體詩”，承接齊梁餘波，依舊彌漫在朝廷上下。眼看已經過了六七十年了。正如陳子昂在《修竹篇序》中指出的：

　　文章道敝五百年矣！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然而文獻有可征者。仆嘗暇時觀齊梁間詩，采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每以永歎，竊思古人。常恐逶迤頹靡，風雅不作，以耿耿也。

　　這番話無異直斥當時朝廷上惡劣的詩風。他大聲疾呼，要恢複“漢魏風骨”。也就是主張詩歌要有健康積極的内容，關心社會現實，抒發真實感情。他反對片面追求形式，唯美是尚。他表示要用自己的詩歌實踐同後者進行不調和的鬥争。

　　可是，當時的同調者實在沒有多少人。

　　稍前于他的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根本沒有提出自己的詩歌觀點。盧、駱固然不曾完全擺脫齊梁餘風，王、楊則一個早死，一個遠宦（楊任盈川令，地在今四川筠連縣境）。曆史前進的腳步如此姗姗，還輪不到他們轉移詩壇的風氣。

　　那時詩壇上一夥把頭式的人物，正是沈佺期、宋之問、李橋、蘇味道、閻朝隐之流，他們都曾是宮廷幸臣，盡寫些奉和應制，吟風弄月之作，以此作為獻媚取寵的手段。

　　詩壇上這一片污濁，陳子昂也是十分憤慨的。

　　然後憤慨也罷，大聲疾呼也罷，他不能不感到異常孤獨。王維、李白、杜甫、高适、岑參這些盛唐詩壇上的支柱，那時還一個也不曾出生。“兩間餘一卒，荷戟獨彷徨。”這種難堪的滋味，陳子昂先就深深地嘗到了。

　　這也不能不使他發出“念天地之悠悠，獨滄然而涕下”的悲痛之聲。

　　然而，轉機畢竟快來了。從開元年代開始，詩壇突然湧現一群燦爛的巨星，仿佛天空裡的天狼、織女、大角、河鼓......全都聚焦到一起來了。那時，陳子昂雖然已經寂寞地逝去，他的影子卻依然存在，正如一顆曾經強烈爆發過的新星，在升空中永遠留下作為印證曆史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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