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寶應元年（762）六月康失芬行車傷人案卷》出土阿斯塔那第509号墓。圖片由新疆博物館提供

　　天山網記者 趙梅 通訊員 阿迪力·阿布力孜

　　一千多年前，鬧市區出現駕車傷人案件，肇事人和受害人會得到怎樣的處罰和賠償？

　　吐魯番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唐寶應元年（762）六月康失芬行車傷人案卷》，向人們展示了這起唐代駕車傷人案件的審理過程。

　　牛車失控 鬧市撞傷兩兒童

　　《唐寶應元年（762）六月康失芬行車傷人案卷》于1973年出土于阿斯塔那第509号墓，目前館藏于新疆博物館，案卷首卷和中間已殘缺，結尾還比較完整，全文共有3頁58行，紙縫處各押一個“舒”字。

　　新疆博物館研究人員介紹，案卷記載的是唐代發生在西州高昌城的一起重大交通事故，以及官府處理此案件的經過，這是唐朝法律在西州高昌城施行情況的一個具體案例。

　　根據案卷内容顯示，這起重大交通事故發生在公元762年六月的一天。高昌城内驕陽似火，天氣悶熱。居民史拂8歲兒子金兒和曹沒冒8歲女兒想子，正在商人張遊鶴的店鋪前玩耍。突然，一架牛車從鬧市區急速駛過，任憑駕車人如何拽扯召喚，牛車依舊發瘋一樣沖進人群，直到将兩個正在玩耍的孩子撞倒，車輪從孩子們身上碾過。

　　駕車肇事人名叫康失芬，30歲，是粟特人靳嗔奴的雇工。當天，他駕牛車把城裡的土坯搬到城外，從城外返回時，牛突然狂奔，一場不可避免的悲劇就此發生。

　　家長上告 肇事人請求“保辜”

　　根據案卷記載，被撞倒的孩子金兒，腰部以下的骨頭全部碎裂，性命難保；想子腰骨損折，同樣有性命之憂。

　　這起事故發生後，兩個孩子的家長一起将康失芬告到官府。先是市民史拂向官府提交呈詞，上寫“男金兒八歲在張遊鶴店門前坐，乃被行客靳嗔奴家生活人将車輾損，腰已下骨并碎破，今見困重，恐性命不存，請處分。謹牒。元年建未月日，百姓史拂牒。”随後，市民曹沒冒也向官府提交了呈詞，内容與史拂大緻相同。

　　高昌縣負責審判此案的是一個名叫“舒”的官員，他接到案子後，先後對肇事者康失芬審問了3次。

　　康失芬首先向舒承認了趕牛車軋人的事實。他說牛車是借來的，對于駕車的牛不熟悉，牛奔跑時，他努力拽拉，但仍“力所不逮”，才釀成事故。 他同時向官府表示“情願保辜，将醫藥看待。如不差身死，請求準法科斷”。

　　所謂保辜制度，指的是在發生了人身傷害案件後，根據傷情程度的大小來給傷害人定罪量刑的制度。康失芬的意思是，他想先請求保外為兩個孩子治療，如果受傷的孩子任何一個不幸身亡，官府再按法律處罰自己。

　　保人何伏昏等人寫下狀子，願意擔保靳嗔奴和康失芬，如果被擔保的人逃跑，擔保者願意替罪同時受杖二十。最後，官府在保人的擔保下，同意保辜，并放出靳嗔奴和康失芬，但規定兩人在保辜期間，不許離開高昌縣。至此，這個案子的處理過程告一段落。

　　如何量刑 根據傷者病情判斷

　　至于這起案件結果如何？肇事人康失芬會得到怎樣的處罰？《唐寶應元年（762）六月康失芬行車傷人案卷》中沒有記載。

　　按照唐代吏部尚書長孫無忌和宰相房玄齡共同制定的《唐律疏議》規定，“諸于城内街巷及人衆中，無故走車馬者笞五十，以故殺人者減鬥殺傷一等。”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在鬧市區無故跑馬車的，會被處以鞭笞50下，而在人群中跑馬車導緻他人死亡的，為故意殺人罪，僅比鬥殺人罪輕一等，鬥殺傷也是故意殺人，在唐代的最高刑是死刑，比它減一等，就是流放三千裡。這是唐代流刑中的最高等級，一般還有附加刑——三年“居作”，就是三年佩戴枷鎖勞動。

　　但是，因為兩孩子傷勢還沒确定，官府采取了保辜措施。而按照《唐律疏議》中“保辜”條款，“諸保辜者，手足毆傷人限十日……折跌肢體及破骨者五十日。限内死者，各依殺人論；其在限外及雖在限内以他故死者，各依本毆傷法。”

　　按此條款，康失芬的保辜期限是50天，也就是說，官府最終如何量刑，要根據這50天内金兒和想子的病情來判斷。

　　保辜制度始于西周，唐代以後不斷修改和完善。該制度有利于傷害人将自己造成的損失降到最低限度，同時通過他為受害人尋醫問藥，也可以一定程度緩和雙方矛盾，從而化解社會不安定因素。

　　新疆博物館研究人員分析，在醫療條件和證據制度不發達的中國古代社會，實行保辜措施，把人身傷害與責任挽救有機結合，這在今天仍然具有借鑒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