蕪湖一直都有油炸臭幹子。記憶中八十年代時，在中山橋頭、北門、南關等處，每到夜晚，就會有下小刀面攤販出現，而下面條的旁邊，往往就有炸臭幹子的小販。面條小販站着，炸臭幹子小販坐得矮一些，似乎是小刀面的天然配套。

那時的路燈比較昏暗，卻營造出一種溫馨的氛圍。晚上的行人也不多，多數是談戀愛的，坐下來吃一碗小刀面或者小馄饨。再要兩塊滾燙的油炸臭幹子，沾上辣椒醬或者醋，皮脆内嫩，味道非常好。這是“鹹”的吃法，而想吃“甜”的話，那就是酒釀水籽打蛋。

那時小刀面真的用豬骨湯，幾塊較大豬骨就在鍋裡，能看見。一般也沒人喧嘩，都是默默吃完，心滿意足，付錢走人。騎自行車的帶着女朋友，沒騎車的并肩走，那時也沒有餐巾紙，這時女的往往會掏出手帕給男的擦嘴。

八十年代我還在上中學，準備考試時看書看得遲了，有時也會出來吃小刀面和油炸臭幹子。一個同學家住新蕪路鬧市區，這個同學對蕪湖街面非常熟悉。記得有一次我和他晚上去吃小刀面時，他大聲嘲笑面條攤老闆太小氣，原因是面條攤老闆居然将胡椒面瓶子随身帶在圍裙裡，誰喊他，他才過來灑一點。同學對老闆說：“你太摳了！我家門口面條攤，豬闆油都放在桌上随便舀！”

記得我當時聽見這話笑了起來。而老闆臉色不紅不白，就當沒聽見。小本生意不易，這種意見也是常見的夜市插曲。

再後來，小攤販漸漸消失了。北門一家小刀面做得比較好，現在已經開了一家很大的店。隻是再也見不到肩挑型的攤販了，而油炸臭幹子更是難得一見。

後來我一段時間暫時住在西門，在西門十字路口又見到了久違的油炸臭幹子。老闆是個瘦瘦小小的小老頭。我買了幾次，本身都是老蕪湖人，等待時我又從來不催他，所以很快熟絡起來。

西門這家口味正宗，做的還真不錯。有一次我贊揚他兩句，小老頭有點得意地說：“做幾十年了，那時電台都來采訪過我。”

“有沒有用？”我問他。

“沒用。電台播出，别人聽了就忘了。要是上報紙大概會好點。”老頭說。

“你這臭幹子做得不錯，也能搞大吧？”我說。

“這個東西就要趁熱吃，才脆才香。開店的話，放一下就軟了，不好搞。”老頭有他的原則。

老頭後面是一家外地人新開的蛋糕店，生意不怎麼樣。忽然有幾天，喇叭音樂播放起來，在辦會員卡。

一次我去買油炸臭幹子，老頭對後面嘴一努，低聲對我說：“兩天就關門。”我笑笑，沒吭聲。

不到一個月，後面這家店，果然在辦了一批會員卡後就跑路了。再和老頭談起，他不以為然的說：“我一輩子都在街上，這點事還能不知道？”

一次老頭抱怨他的爐子，按規定換了三次，每次都要花錢，來回折騰，“一天一個政策。”老頭說。我看他爐子現在已經有淨化設備了，現在大概确定下來了。他也就不再吭聲了。

再後來，到了夏天，蕪湖夏天非常之熱，而老頭依然堅持下午4點出攤。烈日炎炎，加上油炸爐的溫度，非常辛苦。一次我勸他夏天别擺了，出去旅遊旅遊。他低頭笑笑，說他是想出去玩玩，一輩子天天擺攤，沒出去過。想去看看黃山。

“我家兒子遊手好閑，也不好好上班，娶了個媳婦，天天和我老伴幹仗。”他一次一邊炸臭幹子，一邊和我聊天。

“現在呢？”我問他。

“我給他買了房子，搬出去住了。”老頭說。

買房子，要炸多少年臭幹子？可憐天下父母心啊，我聽了沒吭聲。

過了一會我問他：“你老伴有時也來幫你吧？”

“她天天打麻将，年輕時就喜歡打。天天就是早上買菜，下午打麻将。”老頭說。

他隻是個很平凡的老頭，但是平凡中承受了多少重擔。

我搬到新小區後，就吃不到他的油炸臭幹子了。一次有事回去，走了很遠到他攤前。他一見，眼神中閃爍出驚喜，不顧排隊的人群，先将我要的油炸臭幹子遞給我，還一個勁的向大家解釋。而排隊人群很多是老街坊，也都很理解，笑笑都默認了，沒人提意見。這是我最後一次見到他，後來因為路途不便，我很少去過那裡了。偶爾一次路過，也沒有見到他擺攤。

蕪湖的油炸臭幹子很好吃，不過我并不想隻盯着美味。背後那些跳擔子的人，推車的老者，城市手工藝者以及今天的靈活就業人員，或許更值得關注吧。每個人能力有大小，而肩負的責任卻相差無幾，都會經曆上有老下有小的階段，這背後的五味雜陳可比任何口味都要豐富許多了。

真正的城市記憶，并不在高樓大廈，而在于街頭小巷。就像老上海人談起上海，總是離不開弄堂生活；就像老北京人回憶，總是要提起北京胡同。這是城市的毛細血管，是城市的血脈，雖然細微，卻生生不息，仔細聆聽，也澎湃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