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美國《大西洋月刊》特約撰稿人喬治·帕克（George Packer）為6月30日去世的美國前防長拉姆斯菲爾德（Donald Rumsfeld）撰文，稱其為美國最糟糕的國防部長，至死都未為自己的決定表示過一絲遺憾。文章認為，“9·11”之後拉姆斯菲爾德的緻命的判斷力和盲目自信将美國拖入戰争并深陷其中，而越戰期間的美國防長麥克納馬拉由于能認識到自己的過錯，與至死不悔改的拉姆斯菲爾德相比甚至不緻淪為最差。

《大西洋月刊》網站截圖

文章寫道，拉姆斯菲爾德是美國曆史上最糟糕的國防部長，不能因他剛死就忽略他這一“過人之處”（spare him this distinction）。同他最接近的“最差防長”競争者是羅伯特·麥克納馬拉（Robert McNamara）。

文章作者喬治·帕克稱，“麥克納馬拉的愚蠢代表的是整個一代冷戰戰士們的愚蠢，他們以為印度支那（中南半島）是對抗共産主義的重要戰線。後來，麥克納馬拉越來越意識到，越南戰争是一場無法赢得的資源浪費，認識到這一點後他與其同行相比更多了些遠見；然而，他選擇不讓美國公衆也明白這一點，這讓他成了一個不可原諒的懦夫。”

然而，喬治·帕克寫道，拉姆斯菲爾德是“9·11”之後所有災難的主要倡導者。不論美國政府在何種場合打算做出錯誤選擇的時候，拉姆斯菲爾德都會提前苦笑着出現在那裡，眯着眼睛，嘲笑過于謹慎的人們，由此把他的國家推入更深的坑中。

“可與其緻命的判斷力相媲美的隻有他絕對的自信。同時，他缺乏自我懷疑的勇氣，也缺乏改變主意的智慧。”

美國前防長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資料圖），圖|澎湃影像

文章以諷刺的筆法描繪了“9·11”發生後拉姆斯菲爾迅速而決絕地做出決定的場景：

“9·11”當天早上，拉姆斯菲爾德正在他的辦公室裡工作。在襲擊發生的最初幾分鐘裡，他展現出了“勇氣和領導力”。幾小時後，他就已經沉溺于（entertaining）自己災難性的想法了。據當時一名助手寫下的速記：“最好快速獲得情報。判斷一下是否有足夠的能力同時打擊薩達姆·侯賽因，不隻是烏薩馬·本·拉登。”然後：“大規模出擊。一掃而光（Sweep it all up），不論相關還是不相關的東西。”這些片段體現了拉姆斯菲爾德的全部：他的果斷、他的侵略性、他對硬實力的信仰，以及他對程序的蔑視。以至于最後，情報人員說的什麼都已無關緊要。

喬治·帕克列數了拉姆斯菲爾德“9·11”後因盲目自信所緻的一系列錯誤。

在襲擊發生後數小時内，拉姆斯菲爾德就開始犯錯，而且從未停止過。他認為，襲擊事件證明了他長期主張的導彈防禦系統的必要性。他曾以為，美國在阿富汗參戰就意味着塔利班的終結。他還曾認為，阿富汗新政府不需要美國駐留提供安全和支持。他認為美國應該無視聯合國，抛棄盟友，單幹。他堅稱，基地組織沒有薩達姆這樣的強人，無法運作。

他認為，所有關于伊拉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情報都是錯的，除了那些他自己下令制造（ordered up）的可怕報告。他還對通過酷刑獲得的情報有着極大的信心。他認為，美國國務院和中央情報局都是些膽怯無知的官僚。他認為，美國可以通過計算機化的武器以及令人敬畏的武力展示赢得戰争。

喬治·帕克認為，拉姆斯菲爾德相信政權更叠，但不相信國家建設，拉姆斯菲爾德以為數萬名士兵就足以赢得伊拉克戰争。他認為薩達姆政權迅速被推翻意味着使命已完成（mission accomplished）。對于美軍占領巴格達後的劫掠，他的回應僅是：“自由是不整潔的（freedom's untidy）”。仿佛這種混亂僅是民主的一種炫目的展示（giddy display of democracy），仿佛這不會摧毀伊拉克，也不會成為美國的問題。

拉姆斯菲爾德的過分自信在對伊拉克戰事的輕視上表現得尤為明顯，他曾把切·格瓦拉傳記的片段以傳真形式發送給該地區的一名美國軍官，以證明伊拉克日益增長的抵抗活動并不符合“叛亂”的“定義”，并将叛亂分子輕視做是沒有出路的（dead-enders）。他堅持把駐伊美軍數量控制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以至于伊拉克的大部分地區很快就落入反叛者手中。而他的最大努力則集中在赢得華盛頓官僚間的戰争上。

于是，至2006年11月拉姆斯菲爾德被解職時，美國不但沒有确保一個國家的和平，反而在兩個國家都輸了戰争（在伊拉克戰場，以及他自己在美國的仕途），這很大程度上是拉姆斯菲爾德自己的行動和決定所緻。

文章最後寫道，拉姆斯菲爾德擁有“智力”（intelligence）、“心機”（wit）、“幹勁”和“對自己無限的信心”。

“與麥克納馬拉不同，他從未表露過一絲遺憾。他死時一定穩穩地确信（in secure knowledge）自己一直都是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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