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志強近些年一直在嘗試做一件事，那就是用新詩演繹古代曆史和文化。前幾年詩集《金沙物語》出版後，詩壇就有評價說彭志強的創作使“詩歌又多了一種功能：讓過去的曆史重新說話”，這是很有見地的觀點。确切地說，在彭志強這裡，過去的曆史“重新說話”，用的是新詩這種特定的“說話”方式，并且曆史也不是在自說自話，而是與當下現實、當代人進行持續的精神對話。詩人最近創作的《二十四伎樂》，即是他在詩與史之間展開文本交流與精神對話的最新成果。

詩集《二十四伎樂》由長詩《将軍令》、組詩《風吹永陵》和《二十四伎樂》三個部分構成，在這三個部分中，詩人分别對蜀皇帝王建傳奇一生、中國首個地上皇陵永陵以及唐末五代前蜀宮廷樂舞進行了解密，既展示了古代曆史中獨具詩性特色的一面，又讓人在遠逝的過往裡窺探到曾經歲月的芳華，咀嚼曆史煙雲的餘韻，并啟迪人們用曆史來映照當下，從而獲得更為豐富而新鮮的現實認知。

用新詩這種現代文體來演繹古代曆史，并非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因為新詩的現代性指涉與古代曆史攜帶的古典性精神特質之間，有着不小的抵牾與隔閡。不過，曆史總是多義性的，這意味着曆史與現代之間并非勢不兩立，而是存在着溝通和對話的極大可能。為了成功實現詩與史的精神對話，彭志強合理采用了幾種行之有效的表達策略，首先是以現代人的眼光和思維解讀古代曆史。如前述蜀皇帝王建少時“盜驢”事：“暗疾，來自一次盜驢。/月亮是他的作案工具。//聽說有人在白天指鹿為馬，/他就偏偏在夜晚讀鹿成驢。//賊，這個字，他并不認識，/更離心髒很遠。//有黑夜這件寬大的外衣掩護，/順手牽驢，心虛，卻不虛空。//英雄多是自尋出路。/日出之前，他得完成正常的心跳。//因為一日三餐，鍋裡碗裡瓢裡/全靠這隻驢來拯救失眠的鹽。//偷别人的驢，讓别人無驢可吃。/他用鹽的無辜發明另一個無賴。”（《盜驢》）詩人将王建小時的無賴成性解釋成“讀鹿成驢”，解釋成并不認識“賊”這個字，還說他“偷别人的驢，讓别人無驢可吃”，這些都是現代人的機智與幽默在解讀曆史時的靈活體現，生動折射着詩人審視曆史時的現代眼光與思維。在《二十四伎樂》這部詩集裡，體現現代人機智與幽默的詞彙與詩句比比皆是，幾乎可以說，以現代機智和幽默重述古代曆史，一定程度上構成了彭志強詩歌詩意生成的某種内在機制，這種内在機制，也處處凸顯了詩人解讀曆史時的現代視野、現代眼光和現代思維。

意大利美學家、曆史學家克羅齊有句名言：“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在古代曆史中尋找和發現當代意義，也構成了彭志強在《二十四伎樂》中重釋曆史、進行詩史對話時的基本着力點和重要思維指向。在《近水》中，詩人寫道：“近朱者赤，就在于近。/赤紅捷徑，是朱砂繁衍的近水。//近墨者黑，也在于近。/黑夜這個大硯台，是墨汁磨出的近水。”這就是對一段史實的感歎，也是對一個成語的現代賦意，同時也警醒人們：要與那些是是非非的東西保持适當的距離，否則就将受其浸染，污毀自身。

《二十四伎樂》是對曆史的詩意讀解，但詩人述說曆史時的時間設置，并不是簡單的、一維的，不是将時間維度一味拘限于古代，而是多維的、立體的，是在古代與現代的雙重時間維度中随意穿梭，自由往來。曆史與現實由此産生了頻繁對話和交互作用，詩歌的意義空間和人文景深也得到了全方位拓展。在我看來，詩人對時間所作的如此設計，是不乏深意的。我們知道，曆史總在不斷流變，曆史劇中的人物也如走馬燈般地在不停更換，但有些東西是不變的，比如人類喜怒哀樂的情感經驗、人類被欲望和期待所糾纏的心靈世界，這些總是在曆史的風雲變幻中一以貫之的。《二十四伎樂》中，詩人有意要在古今交互的雙重時間維度中來重述曆史，正是為了借助古與今的多把尺子，立體地丈量人類情感的幅域和人類心靈的深廣度，有力地塑造人類精神空間。如《琵琶伎》《吹葉伎》《吹笛伎》《吹箫伎》《吹貝伎》等詩，詩人既述這些伎樂工原有的工作情貌，又想象他們曾經的宮廷生活，同時也描繪他們留給今人的曆史陳迹，顯得格外豐富而立體。在古今的互照與互釋之中，借助對古代宮廷的伎樂群像所作的精彩演繹，詩歌對人類情感世界與人類心靈空間加以藝術的呈現。餘音繞梁，蘊意深遠，給人不盡的咀嚼和回味。（文/張德明 作者系文學博士，嶺南師範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副院長、教授，南方詩歌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