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在全球蔓延的新冠疫情，曾讓人們把目光投向了疑似傳播源頭的蝙蝠身上來。蝙蝠這種動物其貌不揚，可它受到人們關注，時間卻不短。近日，讀錢锺書先生的《管錐編》，其中“說蝙蝠”的内容，令筆者感到饒有趣味。

蝙蝠 高劍父 1936年作

蝙蝠團花剪紙

遠在三國時期，大名鼎鼎的文學家曹植，就專為它寫過一篇《蝙蝠賦》。可是，描述卻不怎麼樣：“籲何奸氣，生此蝙蝠！形殊性詭，每變常式。行不由足，飛不假翼。……不容毛群，斥逐羽族。”由此看來，當時人們就不怎麼待見它。此物長相特别，運動起來不似走獸（“行不由足”），飛翔起來又不類飛禽（“飛不假翼”）。終于，蝙蝠不被走獸接納，受到飛禽斥逐。這雖然是曹植的主觀想象，可其中包含的認知，應該是當時人的基本看法。

三國之後，也有記述文字。唐時撰集的《法苑珠林》中引了《佛藏經》的文字，也涉及蝙蝠：“譬如蝙蝠，欲捕鳥時，則入穴為鼠，欲捕鼠時，則飛空為鳥。”西方很早也寫到蝙蝠，在《管錐編》中，錢锺書接着《佛藏經》舉例：“古羅馬一寓言類此，十七世紀法國名家抒寫之，托為蝙蝠語：‘身即鳥也，請視吾翅’，‘身亦鼠爾，願吾類萬壽！’”

對蝙蝠評價不高的不僅我國，西方也有“惡蝠為‘奸氣’之怪物。”所以在繪畫中，天神的“神翼”，都是正常按照鳥的翅膀畫的，而魔鬼的翅膀，卻是按照蝙蝠繪制。但丁《神曲》描寫地獄中的魔鬼首領：“兩脅生大翼類鳥，然翼無羽毛若蝙蝠翅。”

錢锺書繼續舉例：“意大利文藝複興時名篇述術士與英雄戰，不勝，乃變形為怪物，有巨蝙蝠翼，手指如利鈎，足如鵝掌而股如單眼蟲，長尾如猿。”“怪物”，便是“蝙蝠翼”。甚至，我國的繪畫也影響到西方。我國大畫家吳道子、李公麟的繪畫傳到西方，西土的一些畫家“采其飛龍翼狀以畫魔翼”。

當時似乎受到飛禽走獸排斥（當然這是人的想象），可後來人們卻把一些左右逢源、“依違兩可”的“圓滑”之人稱作“蝙蝠派”。錢锺書由《三國志·魏書·劉晔傳》看去，認為“為曹操謀臣而與曹植同朝之劉晔，即此等人。”這倒是認識的别樣演變。

蝙蝠享諧聲之“福”

文化是遷變發展的。到了後來，我國風俗裡，蝙蝠竟成了“吉祥之象”。何時出現這樣變化的，錢锺書也說：“不知起自何時。”可後來的情況他就很熟悉了。譬如他引述清代文學家蔣士铨《忠雅堂詩集》中的一首《費生天彭畫〈耄耋圖〉贈百泉》詩：“世人愛吉祥，畫師工頌禱；諧聲而取譬，隐語戛戛造。蝠鹿與蜂猴，戟磬及花鳥……到眼見貓蝶，享意期壽考。”驟然看去，一些東西不易明白，将其中文字還原，方知其中諧音之含蘊：“蝠鹿”，福祿也；“蜂猴”，封侯，為官也；“戟磬”看着邪乎，其實不過是好詞“吉慶”。“貓蝶”，高壽之稱“耄耋”便是。如此看來，這幅《耄耋圖》上的雜多動物花卉（蝙蝠之“蝠”，由于與“福”字同音，居然跻身國人祈福的重要形象），就容易理解多了。

當年也有人注意到蝙蝠這一命運轉折。清代文人孟超然在其《亦園亭全集·瓜棚避暑錄》中就議論：“蟲之屬最可厭莫如蝙蝠，而今之織繡圖畫皆用之，以與‘福’同音也；木之屬最有利莫如桑，而今人家忌栽之，以與‘喪’同音也。”原本令人厭惡的蝙蝠，成了紡織刺繡畫圖廣泛的形象；對于産生織繡最重要的桑蠶，隻因與“喪”同音而不受人待見，連種植都受到影響。

錢锺書也說到自己童年的印象：“餘兒時居鄉，尚見人家每于新春在門上粘紅紙剪蝠形者五，取‘五福臨門’之意；後寓滬見收藏家有清人《百福圖》畫諸蝠或翔或集，正如《雙喜圖》畫喜鵲、《萬利圖》畫荔枝，皆所謂‘諧聲’‘同音’為‘頌禱’耳。”其實，錢先生兒時見到的這種情形，多年來民間一直流傳着，不過這些年少了許多。

“名音”崇拜 中外一緻

錢锺書還進一步舉了更多因同聲而分貴賤的例子：“《全三國文》卷一八陳王植《貪惡鳥論》：‘放鳥雀者加其祿也，得蟢者莫不馴而放之，為其利人也’。”“觀劉晝《劉子·鄙名》篇雲：‘今野人晝見蟢子者，以為有喜樂之瑞，夜夢見雀者，以為爵位之象’則植所謂‘利人’即其下文雲：‘鳥獸昆蟲猶以名聲見異’，不過以其名号與‘喜’、‘爵’字同聲音耳。”“陳王植”即曹植，其生前曾封“陳王”。“蟢子”不過是古書記載的一種蜘蛛，因為“蟢”“喜”同音，長期為人喜愛。唐人小詩也有：“昨夜裙帶解，今朝蟢子飛”的句子，以“蟢子”言有喜兆頭。可“雀”音，在普通話中，并不與“爵”同音，應該是南方方言諧音吧。

《能改齋漫錄》卷一記王原叔言：“醫藥治病，或以意類取，如‘百合’合治百病，似取其名。”這是中國。西方也一樣：“古羅馬人以‘美’（lepos）與‘兔’（lepus）兩字形聲均肖，遂謂食兔肉使人貌美；以名之相如為藥之對症，亦‘名聲見異’之一端也。”“名音”崇拜，居然中外一緻。

錢锺書又從古人日記中找到一個例子。明代葉盛的《水東日記》卷九，有這樣的記述：“元儒三山梁益題黃筌《三雀圖》謂院畫皆有名義，是圖蓋取《詩》、《禮》、《春秋傳》‘三爵’之義。今之‘三公’、‘五雀’、‘白頭’、‘雙喜’、‘雀鹿’、‘蜂猴’、‘鷹熊’之類，豈亦皆是之謂欤？”今天我們在畫圖之外的古代窗棂、床架、書櫃、牆面裝飾、屋頂等飾物上，常常可見以上物象，讀了錢锺書先生的征引，對其中含蘊的理解，大有助益。

到後來，帝王也玩此花樣。清詩人王世祯的《居易錄》裡，記載着這麼則皇帝的故事：“上在暢春苑，出畫扇示内直諸臣。……畫作二白鹭，一青蓮華，題曰：‘路路清廉’雲。”兩隻“白鹭”取音“路路”，“青蓮”自然“清廉”，這不是給大臣們上廉政課麼？

諧音雙關 早有源頭

一些事，發展到最後，總會達到極緻。錢锺書在閱讀中，見到過用意最為曲折的：“無如王端履《重論文齋筆錄》卷四一則。”王端履是清朝著名藏書家，“陳章侯《科甲蟬聯、廷揚第一圖》，南陔師題幀首曰：‘此圖首畫蜻蜓，款款然挾飛鳴高舉之勢，且無雙也，其所謂廷揚第一者乎？’”蜻蜓，取“廷”音。“飛鳴高舉”，取“飛揚”音義。“無雙”即一隻，便是第一之意。不僅取諧音，還得從圖形揣測，這還隻是畫作題目的一半。另一半：“……蓮葉正面有躍躍欲騰而上者、詹諸［蟾蜍］也，是其取義于科［蝌］乎？葉邊空洞，狀若蜂窩，窩亦科也。蟹……非甲乎？夫蟹者解也。……綴蟬于蓮，證以諧聲，纏聯之意顯然矣。”一幅畫，居然是如此莫名地猜謎。錢锺書引文，基本不注解。他視讀其書者理當懂得，可這一節中，他也特别在“詹諸”後面，以方括号注解為［蟾蜍］；“科”後以“［蝌］”指示。為了“科甲蟬聯”，弄出的不僅有“蟬”“蓮花”，還出了“蟾蜍”，（取義似乎“蝌”？作文者也在猜。）“蟹”取其“甲”義。好一通亂。

接下來，錢锺書對此有些追溯的興趣：“諧聲寓意之畫，五代已有，入明而盛耳。嘗見故宮藏無款《安和圖》，畫鹌鹑及稻禾，傳出宋人手。”錢锺書親見的這幅相傳宋人所繪圖，畫中“鹌鹑”取前字諧音“安”，“稻禾”則取後字諧音“和”。這也太過湊題了。可事情一旦形成傳統，就這麼大的力量。看看今天的一些花樹鳥獸繪圖，均不過古人之餘緒也。最後，他歸納認為“此類畫正猶詩‘風人體’之‘雙關兩意’也。”也就是說，這些畫的創作思路，來源于一種詩歌手法。我國詩歌很早就用諧音雙關來豐富創作，“風人體”是後人對此的總結。先前人們追溯其由來，隻舉例到“六朝”：“六朝樂府‘子夜’‘讀曲’等歌，語多雙關借意，唐人謂之風人體，以本風俗之言也。”（清·翟灏《通俗編》）錢锺書卻在《管錐編》中，上追到《詩經》，可見此手法之源遠流長。

筆者記得唐人韓愈有詩：“山石荦确行徑微，黃昏到寺蝙蝠飛。”是記實，蝙蝠是中性描寫。南宋辛棄疾有詞：“繞床饑鼠，蝙蝠翻燈舞。”把蝙蝠與老鼠擱一塊兒，并無“福”相。看來蝙蝠有“福”的吉祥，時代不會太遠，最早，大約出現在畫幅中。但使得蝙蝠鹹魚翻身成“福”的諧音手法，卻頗早甚至流傳至今。我們啃下錢锺書這節文字，對文化演進情形，有所領受；對尋常黃昏見到的蝙蝠、畫卷中有福的傳統吉祥之“蝠”象，産生一些繁複的感覺或認知，也可以說是獲益良多了。

原标題：錢锺書說蝙蝠之“福”

文/楊建民

來源/北京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