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曾說：“邑聚千數百童生，擢十數人為生員；省聚萬數千生員，而拔百數十人為舉人。”誠如此言，清代科舉之難已經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科舉考試難這是人所共知的，但真正難到什麼程度？恐怕諸位并沒有一個具體的概念。為此，禦史查閱了相關的史料，具體與各位分析一下浙江省鄉試的錄取情況。

學額即指朝廷對府、州、縣學各級學校每一科錄取的新生實施限額，即生員的錄取定額。順治初年入關不久，百廢待興，各級學校的學額人數過于優待，定府學40名、州學30名，縣學20名。

至順治十五年對學額作出了進一步的調整，題準大府20名、大州縣15名。至康熙九年府學25名，州縣18名。此後的雍正、乾隆兩朝，學額不斷調整，但整體變化并不大。

據不完全統計，一個中等的縣童生數量一般都要高于1000人，而學額僅有區區的二三十人。這就意味着，這千餘名童生中，僅有極少數人能考中秀才。這個難度，已經比現在考985大學要難上數倍。

解額是各省鄉試之限額，其具體數字以文風高下、人口多寡、丁賦輕重而定。大省一百出頭，中省八九十人，小省僅有五六十人。

值得一提的是，與明代鄉試不同，清代在鄉試正榜之外還按一定的比例錄取豐副榜生，給予一定的優待。舉人最好的出路，自然以得中進士為正途。若屢次會試不中，也有機會被選為知縣、教官。當然，中進士的難度很大，百分之九十的讀書人能考中舉人已經十分難得了。

清代将學額成為控制地方正途基層紳士人數的手段，而解額則是朝廷控制生員入仕的手段，使隻有少部分生員能夠踏入仕途，學額與解額達到了高度的統一。

清代沒有普及教育，讀書人不如現在多是事實。但也非很多人想象中那樣的少，一個大縣每次參加府試的數量也有一兩千人，競争比現在要殘酷很多。

浙江與江蘇一樣是全國文風最高的省份，普通人家子弟也以讀書入仕為正途，因此參加鄉試的人數也較其他省份要多。當然讀書人基數大，解額相對也要多一點。

從順治朝開始一直到同治朝，浙江的解額也不是一成不變的。每一個階段都要相應地調整。比如順治二年第一次開科取士時，浙江的解額為107人，這是清初中期人數最多的一科。

順治十七年，浙江解額為54人；康熙三十五年為71人；康熙五十年為99人；乾隆九年為94人。至乾隆中期、晚期以後，浙江解額比較穩定，基本維持在125人上下。

以平均值120人計，浙江省每屆鄉試錄取的舉人數量并不多，如果平攤到76個州縣的話，還不及2人。而且杭州府的仁和、錢塘兩縣又是出名了的科舉專業戶，它們幾乎占了全省的一半。這樣一來，有些縣在鄉試中，甚至連一個舉人都考不中。

浙江的情況還算是好的，鄰省江蘇的學子們要想考中舉人，其難度就要翻上一倍。康熙初年，将原先的江南省一分為二，成為現在的江蘇、安徽。可是這兩省的鄉試仍然合為一省，即江南鄉試。

江南省鄉試以大省取額，江蘇稱為“下江”占了解額的十分之七；安徽稱為“下江”解額居十分之三。同時為了平衡利益，朝廷規定鄉試解元江蘇、安徽各輪一科。

順治二年，江南省解額163，至乾隆時期穩定在185人左右，僅比浙江多出60多人。可問題是，江蘇、安徽讀書人并不比浙江少，尤其是江蘇省為全國文風最高、賦稅最多之省份，解額卻不如浙江。

此外，各省參加鄉試的學子，也有一少部分在直隸參加考試，解額自然也歸直隸。這些人包括入國子監讀書的貢生、監生及通過撥貢而獲得小京官之類的人等。

各省學子參加直隸鄉試，都有自己的編号。以乾隆元年為例，将江蘇、浙江定為“南卷”，取額39名，此後這兩省的直隸解額一直維持在35人上下。

鹹同時期太平軍興，朝廷财政吃緊，由于捐助軍饷的需要，規定各省凡是捐輸一定數量的軍需後，既可增加鄉試名額。不過以捐輸增加名額也不是沒有限制的，規定大省不得超過30名，中省不得超過20名，小省不得超過10名。

江浙兩省富足捐輸最多，因此在鹹同兩朝還獲得了永遠的解額，即在原來的基礎上增加4名。不過這點解額，對于千萬讀書人來說，無疑是杯水車薪，鄉試難度依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