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詩經》的三百多篇中，《小雅·蓼莪》是最偉大的篇目之一：“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複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蓼莪》的偉大在于它最早以詩的形式歌唱了人間的至親至愛，禮贊了父母崇高的獻身精神。朱熹在《詩集傳》注“昊天罔極”時說：“言父母之恩如天，欲報之以德，而其恩之大如天無窮，不知所以為報也。”“父母之恩如天”，而兒女卻“不知所以為報”，《蓼莪》的抒情就在主人公這樣一種自責中一唱三歎，把父母與兒女之間的一個“親”字演繹得真真切切。

“親”字最初寫作親、寴等，其中的“見”字表示顯現、顯露，意思相近于《敕勒歌》中“風吹草低見牛羊”的見（xiàn）。《說文解字》同時收錄了上面這兩種字形，解釋都是“至也”。按照這種解釋，可以推測古人造字時，“親”指的是事物之間已經達到了“至”所表示的距離極近那樣一種狀态。事物之間，唯其距離極近的時候，各自的外觀才會充分顯現出來，所以古人創造“親”字的時候，才會在字裡融入表示顯現的“見”。

清代段玉裁在《說文解字注》中，進一步把親的意思解讀為“親密無間”“情意懇到”，并且說：“父母者，情之最至者也。故謂之親。”顯而易見，無論是物理還是心理，與我們距離最近的，首先是賜予我們身體發膚、培育我們長大成人的父母“雙親”，他們最能當得起“親”這個字。

由父母之親逐漸擴展，親後來有了指一切親人的意思。不論關系遠近，不論是血脈關聯還是以社會禮法為基礎的其他關聯，我們每個人，在社會上都處在“親”的網絡之中。注重親情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無論是“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的期盼，還是“有弟皆分散，無家問死生”的無奈；無論是“洛陽城裡見秋風，欲作家書意萬重”的睹物思人，抑或是“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的濃郁思鄉，都是牽挂親人和被親人牽挂的親情暖流。也正是因為有了親情的激勵和支撐，才讓一個個客居他鄉的遊子在跋涉中哪怕遇上了狂風，也能把它唱成一首浪漫的歌；即便遇到了暴雨，也能把它讀成一行醉人的詩。

但從另一層面來看，“親”又可能是一些問題産生的根源。因親枉法、任人唯親，親情觀一旦出問題，親情就會變味、走樣。從近年來查處的違紀違法案件來看，有大量涉及親屬，諸如“父子兵”“夫妻店”“全家‘腐’”“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現象屢見不鮮，親情關系被扭曲成了夥伴關系、工具關系，甚至變成了“親情陷阱”。關心家人，照顧親屬，本是人之常情。然而，疼愛不是溺愛，寬容不是縱容，尤其是黨員領導幹部，手中的權力更不應成為親人牟利的工具。為官，就要管好自己，管好家人，管好身邊人。拒絕不恰當的親情實則也是保護親情——倘若在親情面前喪失原則，為其牟私利，也隻能牟一時之利，逃不脫被懲處的命運。當全家人因一人貪腐而共赴監獄時，家破自不待言。家之不存，親情何堪？

親人間更應當講“清”，“清”是親的最大保障。親情中講“清”，就是要在是與非、公與私上清清楚楚，不幹糊塗事、不做糊塗人；在名與利、情與愛上清清白白，不被親情裹挾。隻有建立在“清”基礎上的“親”，才是真正的愛、最好的親。（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郝思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