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天下者，必建京畿以為根本，然後建邦國。畿，即首都周邊的地區。受到各種條件的制約，朝廷實現對地方的有效統治經曆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在之前，朝廷隻能加強對京畿的直接控制，盡量保證中央的實力大于地方，作為保護朝廷的屏障。因此，京畿關系到整個國家的安定，其地位必然也和地方迥然不同。

商周時我國即有京畿（或王畿）的概念。《詩經·商頌·玄鳥》是祭祀武丁的詩篇，寫道：“邦畿千裡，維民所止。”我們知道商朝對地方的統治能力相當有限，四海之内為九州，天子占得其一作為畿内。按照《禮記》的說法，商湯取得天下後，共分一千七百七十三國，而王畿之内僅九十三國，這就意味着商王雖貴為天子，但真正掌控的地區卻不多，一旦天子無道緻使朝廷衰弱，地方大小方國的首領很快就會掀起叛旗。

天子生活的地方及其附近，基本就是他能直接管理的地方（圖為殷墟，商後期都城遺址）(圖源.pexels)﹀

武丁即位時的商朝便處于諸夷皆叛的窘境，他必須要不停地征戰才能完成中興大業，即便如此也隻是維持了衆方國表面上的臣服，到了末年，武王伐纣，八百諸侯會孟津，商朝還是沒能擺脫衆叛親離的結局。

周朝繼承了殷商的千裡王畿觀念，并且對王畿之外的地區作了更為明确的等級劃分：“九服之邦國，方千裡曰王畿，其外方五百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裡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裡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裡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裡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裡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裡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裡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裡曰藩服。”

西周邦國畿服制度﹀

在分封制的體系下，諸侯具有較強的獨立性，仍然有不服從天子号令的風險，于是朝廷在軍隊編制上也明文規定天子擁有六個軍（一萬兩千五百人為一整編軍），而諸侯們多則三軍、少則隻有一軍，以禮法的形式确保王畿的絕對優勢。

但現實是無常多變的，禮法也不能阻止天子權威旁落。諸侯如何經營領地天子是管不到的，實力在此消彼長中逐漸失衡，到了春秋戰國諸侯更是完全失控，鄭莊公可以公然拒絕朝觐，麾下的祝聃一箭将天子的威嚴射得蕩然無存，足見整個先秦時代朝廷對地方的控制力其實非常有限。哪怕是秦朝以後，中央集權成為主流，地方實力膨脹而形成割據的事件也比比皆是。

京畿的重要地位就意味着它與地方的管理有别，官職也要追溯至周朝的“内史”。内史掌“爵、祿、廢、置、生、殺、予、奪”這八項大權，位高權重。秦朝統一後設郡三十六，唯獨鹹陽周邊的京畿地區繼續沿用内史這一官職，表達高于郡守的地位。

漢承秦制，有所損益，并且擴大了秦内史地的範圍。景帝二年（公元前155），朝廷先是分置左右内史。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右内史更名為京兆尹、左内史更名為左馮（píng）翊，朝廷又将秦時掌管列侯事務的主爵中尉改為右扶風，合稱“三輔”。三輔共治長安，長安以東為京兆，長陵以北為左馮翊，渭城以西為右扶風。

漢朝對京畿的管理顯然要嚴于地方郡國，除了必要的軍事存在，還有高壓的監察。武帝加強集權的重要舉措之一就是徙民政策，早在三輔制度成型前，武帝便于元朔二年（公元前127）頒布了《遷茂陵令》，将地方富豪一律遷徙到茂陵。到了晚年，面臨巫蠱之禍的困擾，武帝還設置了司隸校尉負責監察三輔、三河及弘農。

漢長安城未央宮遺址(圖源.pexels)﹀

不過多重的管理制度仍不免疏漏，來自左馮翊、右扶風不法之徒常常流竄到京兆地界作案，宣帝時的京兆尹趙廣漢歎道：“亂吾治者，常二輔也！誠令廣漢得兼治之，直差易耳。”意思是其他二輔的官員擾亂他的管理，如果都交由他來兼任，那就容易多了。

東漢遷都洛陽後，以河南尹為中心形成新的京畿地區，但三輔由于是祖宗陵廟的所在，故不改名号，“京兆”也随之傳到後世。隋唐時期，長安重返首都的地位，經曆多次調整，唐玄宗于開元年年（713）最終改雍州為京兆府。唐朝在京畿管理的特殊之處在于宗室曾經出任過名義上的主官——太宗、中宗、睿宗在登基前都曾兼任過雍州牧，而真正負責治理的是長史，在開元元年和雍州一起被改制，重新稱作“京兆尹”，總理衆務。

唐十八陵都在關中（圖源.pexels）﹀

宗室出任京尹的習慣被宋朝所繼承。安史之亂以來，經濟重心南移越來越不可逆轉，愈發貧瘠的關中再也不适合繼續作首都，朱全忠篡唐自立，定都于開封。五代戰亂頻仍，開封的首都地位倒是沒有變化，一直到北宋。隻是開封府尹并非常置，與唐朝相仿也是多由宗室或者皇儲兼任，真正治理的是文官，若無宗室出任府尹，則由權知府全權負責，小事可自主裁決，大事才要上報，掌土地、人民、戶口、賦役、農桑、學校、祀典、獄訟等多項大權。

靖康恥猶未雪，南宋初期仍要面對金國巨大的軍事壓力，新的首都臨安被賦予了更大的權力，演變成可直接參與朝廷事務的特别行政區。例如在南宋乾道七年到九年（公元1171-1173），當時還是太子的光宗趙惇拜領臨安府尹，趙惇直接将自己的東宮當作辦公地，短暫地廢除了臨安府的通判、簽判等，轉而任命自己中意的少尹、判官、推官。

趙惇（1147—1200年），宋朝第十二位、南宋第三位皇帝﹀

常規狀态下的臨安府主官還兼任浙西路安撫使，增加了調動軍隊的權力，在朝廷事務上還負責承受禦前文字、收索皇帝的印玺批文與實封、受理省台寺等機構以及下轄各縣的文書、承辦大型禮儀活動與國信（兩國通使作為憑證的文書）。

宋朝将京畿拔高到特别行政區的做法使得它遠遠突破了傳統範疇，為元明清的京畿管理産生了重要影響。清朝時負責治理北京的順天府尹便不與直隸總督存在隸屬關系。皇帝的許多诏令都是把順天府尹與直隸總督并列，例如同治年間僧格林沁的靈柩回旗，朝廷著“順天府府尹、直隸總督、盛京将軍、奉天府府尹、各饬所屬沿途妥為照料”。

古代王朝選擇首都名義上要看哪裡有“帝王之氣”，背後卻是來自地緣的現實考量，京畿地區的劃分也是如此，為拱衛京師服務。劃分方式大體上有兩種：一是自身以險要之地為界，防備遊牧民族和割據勢力的侵襲；二是多設陪都，與京師互相協調，也是一個王朝走向末路的備用首都，延續統治以圖東山再起。

李淵起兵太原，所以太原便成為唐朝的北都（圖為晉祠公園李世民雕像）（圖源.pexels）﹀

明朝的南北直隸制度恰好就是兩者兼具。成祖朱棣就是從北京起兵奪取皇位，登基後的他迅速做出了遷都決定，奠定了之後南北直隸的二京制。除了政治因素外，蒙古的殘餘勢力同樣不容忽視：“習見燕都之宮阙、朝市，不無窺伺之情。太宗靖難之勳既集，切切焉為北顧之慮，建行都于燕，因而整戈秣馬，絕漠犁庭，亦勢所不得已也。”明朝對北直隸的區域劃分也是充滿了軍事意圖，北方依托長城上的軍事要塞為界，而南方則有保定“北控三關，南達九省，地連四部，雄冠中州”，形成了完整的防禦體系。

南京故宮就是明朝應天府（南京）的皇宮，舊稱紫禁城（圖為今南京故宮宮城核心區遺址）（圖源.pexels）﹀

當然南直隸作為龍興之地仍然享有崇高的地位。它地處江南，是全國的經濟和文化中心，擔負着為北京運輸稅收和糧食的重任。所以明成祖在南直隸保留了一套級别相同的中央機構，盡管在實權上遠遠不如北直隸，但用意也很明顯，如果将來北直隸有失，南直隸的這套班子就能迅速啟用，在短時間内恢複秩序，不至于讓局勢立刻失控。

二京制确實給了明朝存續的機會。1644年，李自成的農民起義軍打進北京城，崇祯皇帝吊死于煤山，福王朱由崧在南京被大臣們擁立為帝，定号弘光。起初南明的形勢遠沒有那麼糟糕，入關後的滿清忙于剿滅各路起義軍，而南明仍握有半壁江山，物力、财賦、人力也比立足未穩的滿清雄厚。軍事上尚有江北四鎮，加上位于武昌的左良玉部，南明完全擁有卷土重來的實力。

弘光朝廷鑄造的銅錢﹀

然而朝野上下尚不思同仇敵忾而執意于黨同伐異，對滿清志在統一的野心也估計不足，沒有抓住收複故土的機會，坐視清軍消滅李自成，自身也因為内讧受到嚴重的損耗。導緻二京制完全沒有發揮它該有的作用，弘光政權堅持僅一年有餘便宣告滅亡，明朝殘餘再也無法阻攔滿清的鐵蹄。

綜上，我國京畿的特殊性是經曆朝曆代的積累而成，且與中央集權的加強相同步，最終使首都發展成集政治、經濟、文化、軍事中心于一體的大都會，這也是我國人固有的首都觀念。

參考資料：禮記正義.鄭玄；宋史.脫脫；文獻通考.馬端臨；中國古代社會.何茲全；西漢京畿制度的特征.崔在容；唐宋京畿制度管理初探.賈玉英；清代順天府與京畿社會治理研究.王洪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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